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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铁路国有酿风潮 皇族内阁失民心（第2页）

“如今地方谘议局总是与朝廷捣乱，真是可，可恨至极。铁路收归国有，又牵涉地方利益，杏荪你可要一慎再慎，惹出麻烦，到时我可保，保不了你。”

“摄政王放心，我一定拿个妥当的方案。另外，我以为对谘议局太过纵容，他们得寸进尺，终致不可收拾。朝廷不能太向地方示弱，不然将来请愿的事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像大清这样疆域人口众多的国家，动不动就请愿，那如何能够安宁，又如何能够办成事？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七嘴八舌，一家不能齐，何况治国？”

这话正说到载沣的心坎上：“哼，将来我不会任由他们这，这样胡闹。”

第二天，授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的上谕就明发了。盛宣怀如愿以偿，心情特别愉快，因此向各位亲贵大佬赠送的年敬特别丰厚。

载泽叮嘱道：“杏荪，收拾交通系的事你可不能食言，我知道梁某人行贿自保可很有一套。”

“泽公放心好了，我不贪那点银子，我只求让他滚蛋。”

过了正月十五，各衙门放过鞭炮、唱过大戏，正式开印办公。盛宣怀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梁士诒，因为知道梁士诒已经做好假账，因此他并不指责梁士诒贪墨，而是指责他揽权搞独立王国，建议“暂设清查款项处，严其关防，宽其时日，遴派精于会计数人，调齐路局银行各项账目及历来收支凭据，逐一核对。有无弊端，自当据实奏明，自不敢丝毫袒护，亦不能预存成见”。盛宣怀并不指望立即查清问题，他也不需要查清，而是策动七位御史参梁士诒把持路政，任用私人，挥霍公款，“平日一支雪茄值美金若干，在部饮食豪奢，日食万钱犹嫌不足。铁路局员皆鲜食俊仆，阔绰排场”。大家对邮传部尤其是铁路局的人豪富早就眼红嫉恨，这些指责都不是大罪名，却引动舆论，梁士诒处境十分不妙。他见机不对，主动辞职，于是朝廷有旨，梁士诒不孚物望，被革去铁路局局长一职，随他被赶出邮传部的交通系人马一百三十余人。对于这场大参案，世人称之为“七煞除五路”。反正，在大家眼里，不论“七煞”还是“五路”，都不是好东西。

赶走梁士诒，盛宣怀感觉舒服多了，接下来集中精力与四国银行谈贷款的事情。张之洞在世的时候，就曾经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总计借款550万英镑，利息五厘，以建造湖广境内的粤汉与川汉铁路。后来张之洞去世，此事就搁置起来。盛宣怀重启谈判，还是延续张之洞的旧章，利息五厘。当时国内借款的利率一般要超过一分，四国的借款利息并不算高。另外盛宣怀又在防止路权被攘夺上下了一番功夫，虽然还要聘请四国技术人员为总工程师，但在人数以及工程师的职责权限上都有限制条款。所以盛宣怀满盘胜算，决定正式推出铁路国有的计划。

他行事爱耍聪明，自己的意图不直接提出，而是授意给事中石长信上折《奏为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枝路办法》。在奏疏中，先谈铁路的重要性，再谈近年来铁路民营的弊端，“乃历览各省已办未办等路，或因款绌而工程停辍，或因本亏而众股观望，固因民间生计困难，集股不能踊跃；亦由各省绅耆自私乡土，枝枝节节，未能统筹全局。长此因循，实于国计民富，大有妨碍”。他建议将全国铁路区分为干路和枝路，分归国有和民营。“其纵横直贯一省或数省而远达边防者为干路；自一府一县接干路者为枝路。枝干互相为用，如百川之汇于江河。今为国家兼筹并顾，唯有明定干路为国有，枝路为民有之办法，明白晓谕，使天下人民咸知国家铁路政策之所在。此后上下有所遵循，不至于再如从前之群议庞杂，茫无主宰。”他以为采取干线国有、枝线民有的办法，国计民生都能兼顾，百姓肯定高兴，“国有命下之日，薄海百姓必无阻挠之虑。况留此民力以造枝路，其工易成，其资易集，其利易收”。最后他建议，“如蒙皇上俯加采择，应即责成度支部筹集款项，并令邮传部，将全国关系重要之区定为干线，悉归国有；其余枝路，准由各省绅商集股办理，庶几缓急轻重不为倒置，民政军政财政从此皆可扼要以图，关系似非浅显！”

石长信的折子上去，很快有旨意：著邮传部议奏。这是四月初八的事情。

盛宣怀奉旨议奏的第三天，宣统三年四月初十，即1911年5月8日，大清历史上首个责任内阁正式成立。这是朝廷去年向请愿团许诺的事情，根据去年修改的立宪日程，裁撤旧有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按照君主立宪原则筹组新的中央权力中枢即责任内阁。责任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内阁协理大臣两人。下设十个部，每个部不再像过去那样设立满大臣、汉大臣，而是各部只设一个尚书，不分满汉。本来这是为了消除了满汉族群分歧，废除被人诟病的“满汉堂官体制”，减少官员数量，然而，这个名单一公布，就引起轩然大波。

这份名单是这样的：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这份名单成为当天的最大的新闻，无论茶楼酒肆，还是官司衙门，不论寻常百姓，还是士绅官员，都有一个看法，“汉人更没权了”。对新成立的责任内阁，则称为“皇族内阁”。不但汉人不满，就是满人也有不同看法。“老太后在时，至少保证满汉对等，这样明目张胆的压制汉人，不是自找麻烦吗？”许多满人这样发牢骚。

奕劻当然也听到这些议论，第二天一到内阁，也就是原来的军机处，对徐世昌道：“菊人，我当这个总理大臣不妥，我要向摄政王请辞。”

协理大臣徐世昌和那桐也附和：“我们两个和王爷一起请辞。”

载沣当然也听到了外面的反应，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以为虽然皇族多了些，但这些阁员可都是响当当的宪政派，并非顽固保守、庸碌无能之辈：“庆叔，你当了这么多年的首辅，谁的资历能，能比你高，阅历比，比你丰富？载泽、溥伦、善耆、绍昌也是最热心宪政的人，也是咱满人中最，最有学识的，我觉得这个内阁已十分精干，外面怎么会这么多意见。”

在奕劻和徐世昌听来，载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家反对的原因并非人选的愚贤，而是压根就不该有这么多皇族！因此沉默不语。

载沣见状摆摆手道：“不去管他们，你们也不必请辞，回去好好办事。”

当天下午山东巡抚孙宝琦就发来电报：“推行宪政，宗室不宜入阁，‘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唯一原则，请朝廷顺应舆情，于皇族外选派大臣另行组阁为宜。”

当天，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六省巡抚也都发来电报，意思与孙宝琦相似。

盛宣怀关于干线铁路收归国有的意见已安排郑孝胥拟定了上谕。按照从前办事的规矩，是军机商议后草拟上谕，请摄政王钤印，然后军机领班署名。现在实行内阁制，应当先在内阁商议，取得一致后再将上谕请摄政王钤印。盛宣怀关于铁路国有的设想在内阁成立前已向军机大臣奕劻、徐世昌等人透露过，奕劻和徐世昌的意见很一致，借款修路可以，但贸然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不可。尤其是徐世昌主政邮传部期间，才批准湖北铁路民营商办，不到一年复又收归国有，朝令夕改，成何体统？所以他是坚决反对国有政策。

徐世昌为人处事属于稳妥圆滑一路，但在盛宣怀看来，纯粹是有意坏事。盛宣怀是绝顶聪明的人，性情和办事干净利索，从不拖泥带水，看准了谁也别想挡。他见徐世昌是这样的态度，奕劻又很倚重他，知道要先在内阁商议，根本不可能获得支持。于是干脆不经内阁，直接将上谕呈递给摄政王，摄政王立即钤章，然后再转到内阁，由总理和协理大臣附署。

奕劻十分不满，愤愤道：“盛杏荪怎么如此行事？”

徐世昌接过一看，上谕前半部分说明修筑铁路的重要性，这并无问题，但接下来痛批商办铁路的弊端，在支持商办的徐世昌看来，言过其实，毫不留情。

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钜，参追无著。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膏脂，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著度支部、邮传部，懔遵此旨，悉心筹画，迅速请旨办理。该管大臣毋得依违瞻顾，一误再误。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将此通谕知之。

徐世昌气得头嗡的一声，半天没有反应。不顾大局，扰乱路政，在他看来盛宣怀是指桑骂槐。

“王爷，这个名我不签！”徐世昌一拍桌子气冲冲走了。

赌气归赌气，名还是要签的，第二天到内阁，经不住奕劻劝说，徐世昌还是在上谕上附署。

干路国有上谕通过电报发往各省，各省利益盘算不同，因此反应迥然不同，支持者有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省份，因为他们自料边远省份，铁路不会被收，因此表示支持。表示反对者主要在湖南、湖北、广东。因为正在修建中的粤汉铁路与京汉铁路是贯通南北的干线，必定要收归国有。结果三省反应十分激烈，遍帖传单，反对收归国有。川汉路到底是否收回，尚不明确，如何收回也没有细则，川汉路总公司立即打探消息。

川汉铁路的修筑计划是从成都和宜昌两端同时修筑，因此在宜昌和成都分别都设有总办，同时为了方便在京中募股，也为了便于与川籍京官联络，在北京也设立总理。驻北京总理也没有更详尽的消息，回复道：“此事关系重大，政府真意所在，甚不易知；唯以表面看之，似甚坚决。”建议“川局应照常办事”。

驻宜昌的总理李稷勋在邮传部做过左丞，此时正主持宜昌的修筑工程，与总工程师詹天佑合作甚洽，正打算为蜀道变通途尽一番力，而且身为总理，事权颇重，当然不愿被收为国有。他致电成都总公司和四川谘议局，说如果铁路收归国有，则政府必须以现银偿还已用之款，“川路既欲收回，则川省人民办路用款，应照数拨还现银；若尽空言搪塞，苦我川人，当抵死争之”。

四川谘议局开会，开始时议论纷争。有人认为川省路款多出自租捐，纯系强制摊派性质，贫中下户共同负担，现已集款一千五六百万，而亏倒至数百万，唯一的希望是路成后获利，藉资弥补。若收为国有，则川人膏血消耗殆尽，何以聊生？然而副议长罗纶认为，川路需款甚巨，仅凭地方筹款根本是杯水车薪，通车遥遥无望，股本损蚀会更多。收归国有，能够尽快修成铁路，也是挽回损失的办法。应当体谅国家难处，支持国有。最后达成一致，如果朝廷能够把股本照单全付，收归国有未尝不可。所以最后形成决议，提交川督王人文转奏朝廷：

铁路国有，既奉明谕，定为政策，吾侪小民，何敢与抗。既收为国有，是此路即与吾民绝无关系，吾民从前举办此路时，一切用款，自当由国家归还，方与国有政策符合。倘国家不肯归还，只竟吾民未竟之功，是即强夺吾民之财产矣。故吾民今日公呈总督，请其代奏，索还吾民原有之资本及利息而已。

整个四川既未有反抗收归国有的传单揭帖，更未像湖广一样发生集会抗议的情形。这给盛宣怀一个错觉，以为四川封闭，川人绵软好欺。

干线铁路国有上谕发布十天后，盛宣怀拿出了第一期干线铁路国有计划，即首先收回粤汉、川汉铁路。鉴于湖南、湖北及广东反对铁路国有的声音很响，盛宣怀认为他在京城鞭长莫及，必须有专人到地方上相机办理。于是与载泽商议，朝廷最好任命专门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曾任过直隶总督不及半年就因在慈禧葬礼上私自安排人照相而被革职的端方，此时正在京中钻营，谋求复出。端方曾任湖南巡抚，且曾在湖广总督张之洞进京时代理其职，兴办新式教育、大办实业，在湘、鄂声誉良好，由他出任督办大臣也可算是得所其人。所以端方的任职上谕很快发布：端方以侍郎候补，授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著即迅速前往会同湖广、两广、四川各总督，妥筹办理。

不过，端方所谋求的是总督之职，对正在风口浪尖上的督办大臣一职极不情愿，他打算具折辞谢。心腹幕僚提醒他说，大人现在是革职人员，此次朝廷算是弃瑕录用，当勉为其难，无坚辞之理。端方一想也是，只好勉为其难。不过能拖一天是一天，他以与邮传部详细商讨为由，并未“迅速前往”。

这时湖南发生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传单、揭帖竟然贴到了巡抚衙门上。谘议局连番开会，上书资政院，抗议铁路国有。资政院质询内阁，内阁于是开会讨论，各位阁员都闭口无言，只有奕劻及徐世昌、那桐三位与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