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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汪精卫充当说客 袁项城逼退清帝(第1页)

第八章 汪精卫充当说客 袁项城逼退清帝

袁世凯接到电报,知道孙中山已经被选为大总统,便把电报揉成一团,尚不解恨,复又重重砸向玻璃窗。

南方答应他支持共和,就以大总统一职相让,如今他刚刚劝说朝廷同意召开国会议决国体,孙中山就被推举为大总统,南方简直是玩他于股掌!他立即发电给唐绍仪,对五次谈判达成的协议一概不认,理由是唐绍仪未经奏明朝廷,率行应允。当然,真正原因是什么,唐绍仪自然十分清楚。

支持共和,已是唐绍仪坚定不移的态度,但他的目标是希望袁世凯能够出任大总统。他在和谈中让步很大,目的是尽快促成共和,让南方践诺。但在这关键时候,孙中山却当选为大总统!因此他对杨士琦道:“杏城,谈得好好的,没想到突然杀出程咬金,我这全权没法向宫保交代,我得请辞。”

“请辞吧,谈到这份上,早就该辞。”杨士琦对唐绍仪心向南方,一味让步早有不满,几人私下商议,结论是“少川与南方几乎是一家人”。

于是由文案起草,唐绍仪审定后,十人共同签名向朝廷发辞职电:

此次奉派代表来沪讨论大局,原为希冀和平解决,免致地方糜烂起见。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至无从讨论。初经提出国会议决一策,南北均全体反对。多方设法,方能有此结果。今北方议论既成反对,而连日会议所定条款,宫保又不承认,怡等才识庸懦,奉职无状,自明日始,不敢再莅会场。除知照伍廷芳外,请速另派代表来沪,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唐绍怡、杨士琦、章宗祥、渠本翘、傅增湘、孙多森、张国淦、冯耿光、张锴、蹇念益、侯延奭、章福荣等同叩。

袁世凯接到电报,犹豫一夜,于1月2日复电同意他们辞职请求。但他并不愿完全放弃和谈,因此又给伍廷芳一电,说明准唐绍仪辞职但和谈继续,“至另委代表接议,一时尚难得其人,且南行需时。嗣后应商事件,先由本大臣与贵代表直接反复电商,以期简捷,冀可早日和平解决”。

同时,他又给孙中山发去一份电报,算是对孙中山数天前电文的回复:“孙逸仙君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问。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唯希谅鉴为幸。”“奖诱”一词,表达出袁世凯被戏弄的不满。

再发一电给伍廷芳,则全是质问的语气:“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经贵代表承认。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亦取消。希速电复。”

要回答袁世凯的诘问,对律师出身的伍廷芳来说,是小菜一碟。他很快回复袁世凯,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与国民议决国体并无关系。现在民军已经光复十余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在国民议决以前,民国组织临时政府,选举大总统,纯是民国内部事务,外人不得干预。如果以此相诘,请问国民议决前,也不能确定一定实行君主立宪,清政府何以不即行消灭,何以还在委派大小官员?袁世凯接电,心里直骂,真是个老滑头!

孙中山也回电了,说得比较客气:

袁慰廷君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孙文叩。

孙中山明明已经当上了大总统,还在谈什么误会,在袁世凯看来简直是敷衍。上封电报还明确说“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这次连这词也不用了,“推功让能,自是公论”,完全是敷衍的语气。更让袁世凯烦恼的是,亲贵对他都极为不满,就是隆裕也不像从前体谅。根据宪法,亲贵不得干政,但他们并非没有办法,买通了御史数人,连番上折弹劾袁世凯,其中有一份指桑骂槐说:“自资政院以十九信条削尽君权,天下哗然以为不可,乃未几以实行宪政,尽罢亲贵、易大臣,人心益疑;未几以组织内阁,停止奏事入对,撤销直日,人心愈疑,以为实权既去,空文亦亡,朝廷自此替矣!随后又监国摄政王去位,徒使我皇上以一孺子,孑然独处于内,诸臣累然屏迹于外,内外隔绝,上下不通,宁知复取我君父置于何地?方今海宇分崩,叛逆四起,存亡危急,即在目前,乱臣贼子,布满肘腋,愚者固忧司马昭之心,不得不防也。”

袁世凯此时真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正是俗语所说的,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北洋内部,此时也现纷争的苗头。禁卫军统领冯国璋本来就对清廷感恩戴德,又加禁卫军的满蒙将士反对共和,因此他向袁世凯提出,重行君宪,不宜行共和;天津陆军统制张怀芝也发勤王檄文,谓革命之徒,妄执共和美名,糜乱大局。袁世凯以为这样也好,能够给南方以压力,让他们知道共和能不能行得通,系于他袁某人一身。所以他又派人授意段祺瑞、段芝贵、姜桂题等北洋将领纷纷发电,不承认共和。

这一招并没把南方吓住。孙中山以为袁世凯反复无常,不用武力不足以征服,而且他在就职时有推翻清朝的誓言,所以向资政院提出了六路北伐的计划,向北京进逼。六军会合,共破虏巢。

袁世凯得到消息,不能不重视,因此急电北洋军各统制、统领、协统及山东、河南、东三省督抚:顷闻上海革党有决裂之意,望即严备,如革军前进,即行痛剿。

同时,他又借与日本驻华使馆翻译高尾谈话的时机,向南方传递他希望和平但又不惜一战的决心:“孙氏此举,殊为无理。革命军既已片面宣告决裂,官军方面只得考虑对付手段。如果革命军方面诉诸武力,采取攻势,官军方面必定坚决还击,不知贵国政府是否同意?”

高尾不答反问:“阁下所问问题,本人无权奉答。如今贵国南北两方共和、君宪各持一端,毫不相让,请问袁总理持何立场?”

“我国号称专制,于今数千年矣。熟察国人程度,对于共和政治,为时尚早,我国除二三首领论共和主义外,一般人民多不知共和二字系何物,虽学军商界,各为议论,组织团体,其实所知者也了了,反而闹得意见纷歧。现政府为服从人心计,宪法信条,宣誓太庙,国家大权,已归人民之手。我鞠躬尽力,从事改革,名誉利益,迄不顾及,只欲恢复中国秩序,发扬国威,希望组织巩固政府,反对分割中国之谋。予志如斯,世人攻击,在所不计,保全中国,乃予最高义务。”袁世凯相信,他的话很快会传递到南方。

南北双方都表示出强硬态度,但双方也都不愿真正开仗。袁世凯与伍廷芳电报频繁,为国民议会代表如何产生、双方撤兵的距离以及国民议会在何地召开驳来驳去,互不相让。其实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袁世凯要南方明确答复是否还愿以大总统相让。孙中山不愿受要挟,向黄兴等人说,不能推倒清朝,则绝不议和。唐绍仪与伍廷芳商议,以大总统之位换取袁世凯支持共和。伍廷芳则认为,十余省已经认同共和,袁世凯却一再以君主立宪要挟,实在没有道理。

1月11日,孙中山亲任总指挥,下令开始北伐。两天后,北伐军已经在安徽、河南、湖北战场小有斩获。但形势并不乐观,继续打下去,并无必胜的把握。因为虽然各省响应北伐,却各有自己的打算。比如贵州、云南是希望借北伐兼并四川,进军陕西,以扩大军事地盘,“雄踞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广东闽浙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向长江流域扩大势力。利益上各有所求,革命军内部也不能团结一致。由于起义者多系士兵或下级军官,光复后,在军事指挥上互不相让,甚至以兵刃相向,争夺军权。在财政上则是捉襟见肘,向国外贷款贷不到,而只靠富商巨绅捐助又杯水车薪,当时仅在南京附近的民军就有十万余众,军饷都解决不了,又加缺少枪弹、军装,虽然人数多却算不上精锐之师,要与袁世凯的精锐北洋军对阵,难操胜券。

唐绍仪于是再与伍廷芳商议:“老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最知道共和的真谛,应当是为民众谋福祉。双方这样子打下去,生灵涂炭,我们还奢谈什么共和!”

伍廷芳驳道:“要打也是双方的事,责任不只在南方。”

唐绍仪劝道:“当然责任不只在南方,但当初有约定,谁推翻清廷,谁出任大总统。如今能够兵不血刃让清帝退位的大约只有袁总理做得到,为什么不能重申前约,避免陷入战争?几天前外蒙古在俄罗斯的策动下已经宣布脱离朝廷,也并没宣布响应共和,分明是要闹独立,日本也在东三省动作不断。老先生,如果中国因为内乱而导致边疆分崩离析,我们都是中国的罪人,后世子孙会指断我们的脊梁骨。尤其你我是议和代表,怎么议的和?责任何其大!我已经被免,你如今直接与袁总理谈,谈的结果是双方大打出手,你也不好交代吧?不管怎么说,是南方先推举大总统,虽然可以牵强解释,但文过不能饰非,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违约的是南方。”

伍廷芳已经受到震动,但嘴上却不肯承认:“不,不,少川,违约的是北方,是袁总理,我们条约俱在,他却一概推翻,责任应当由他负。”

“前辈,我不是在谈判桌上和你说外交辞令,我是推心置腹。袁宫保固然是推翻前约,但为什么推翻,真实原因你我都清楚吧。”

这会轮到伶牙俐齿的伍廷芳沉默了,良久之后才道:“让孙先生让出大总统之位,这话我不能说。这个结打不开,和议就无希望,战争不可避免。干脆我也请辞,去任我的司法总长好了。如今到处纷乱不堪,加强法治,维护治安比什么也要紧。”

“老先生,你可不能甩手不管。”

伍廷芳回道:“少川放心,我不是甩手不管,是我力不从心。这件事你应该去与克强商议,他当初也向袁慰廷打过包票的,而且他一直希望和平解决。”

“老先生,这等机密事情,非交情深厚者不能谈。我与克强只能算得上认识,交浅言深,反而会误事。”

伍廷芳想了想道:“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汪精卫。他与袁总理关系极好,以致他们同盟会中有不少同志认为他被袁总理收买了;他在革命党中又颇具影响,与克强、中山先生是老友,由他出面最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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