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铁路国有酿风潮 皇族内阁失民心
盛宣怀如愿以偿当上邮传部尚书,是在袁世凯生日三个多月后——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1911年1月6日。他能当上邮传部尚书,可以说是上海股灾帮了他的忙。上海股灾爆发,大清都算得上是伤筋动骨,朝廷财政势将更加捉襟见肘。而向有财神之称的盛宣怀向载泽拍胸脯,他有办法帮助朝廷渡过难关。
上海股灾还连带暴露出了川汉铁路的问题,川汉铁路总公司的总收支施典章将巨额股本存在上海钱庄生息,结果股灾爆发,亏折严重。告状的信件雪片样飞到京城,邮传部得旨会同川汉铁路总公司派出专案人员赴沪调查,发现施典章放在三家钱庄二百五十余万两因钱庄倒闭亏折殆尽,另外他还贪污近百万两。不仅施典章贪污挪用,反映川路公司主持人也大肆挪用、挥霍股本。
盛宣怀策动内阁侍读学士川籍京官甘大璋上书朝廷,痛心疾首:“川路公司取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及至股东查账,始悉弊端百出。刻间已倒之款不可追,现存之款不可靠。若不亟派稽查,汉口、上海各处速换妥人经管,或自设银行,或提存大清、交通各银行,恐贪私利而忘公本,将来亏倒,尤不止此数。款既可危,路于何有!”
川路问题揭露出来,十几家铁路公司都有揭发信飞到京城,民营铁路成为朝廷最头疼的难题。这个问题,说起来要费一番口舌。
二十世纪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大修铁路的热潮,修铁路俨然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大清也修了几千里的铁路,但因为没有银子,缺乏技术和人才,大都是借外债靠洋人公司来修。外债除了利息盘剥外,还附加了不少条件,要用债权国的原料,要聘债权国的技术人员,管理权也几乎被洋人垄断,而且如果不能如期还款,洋人就要把铁路收去抵债。庚子之乱后,痛定思痛,朝廷把兴修铁路作为自强图存的大计,铁路至大,路权为尊,国之重柄,不轻与人,成为大清国许多官绅乃至沿海普通民众的共识。不过,朝廷依然拿不出银子来自己修筑,不借外债,又有何谋?
这时,一些旅日留学生开始回乡散播舆论,国人自造、民营铁路可省费三成,而且自行勘探路线,主权在我,可以避免破坏风水和“先人庐墓”被惊扰。朝廷不用掏银子而又能大办铁路,何乐而不为?1903年7月,四川总督锡良在留学生们的怂恿下向朝廷提出改官办为“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的官商合办,要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四川经济并不发达,实力雄厚的商人也不多,商办银子哪里来?这并没难住锡良,他提出了“田亩加赋”的筹资办法,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几乎每个四川人都成了川汉铁路的股东。清廷很赞赏这个方案,当年12月初就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各省官商只要获得批准,便可修筑经营铁路,捐资五十万两以上,还可以获得官衔,各地官绅商办铁路的积极性大增。清廷的办事效率也罕见的高效,次年1月就批准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随后直隶、山东、浙江、江苏、吉林等省纷纷发起赎回路权、改为民营的热潮,民营商办铁路公司纷纷成立,五六年间,全国达到十七家之多。
不过,热情和现实并不是一回事。筑路权从洋人手里收回来了,但民营商办铁路首先遇到的就是筹资难。以川汉路为例,五六年时间只筹集到工程用款的六分之一,全国十七家公司,能够如期筹足资金的只有一家,能完成七成以上的,只有两家公司。有人推算一番后得出一个结论,以当时的民营商办筹资能力,中国要完成计划修筑的铁路需要九十年。更重要的问题是,所谓民营商办公司的管理机构大都办成了衙门。除了江浙的几个公司是真正商人主持其事外,大部分主持者是地方上与督抚关系密切的士绅,下面所用的人也都是达官贵人的亲朋故旧,名曰公司,根本不按章程办事。尤其川汉路这样的公司,大股东本来就少,公司大大小小的主持者张口闭口说“代表四川七千万百姓”,但他们不过是大肆铺张、贪污分肥,百姓的利益又何曾挂在心上?结果川汉路成立六年间,实收股本应该有两千万两左右,而入账的却仅一千四五百万。六年之久,只修了十几里用于运料的线路;粤汉路计划修筑两千余里,成立公司六年间,只修了三百余里。铁路没见成效,但地方上却形成了铁路利益集团,他们层层盘剥,挪用浮支,视铁路为自己的禁脔。
朝廷指望通过民营大办铁路增加税收,没想到种下龙种生出的是跳蚤,弄出了十几个烂摊子,到底该怎么收拾?盛宣怀对载泽、载洵和载涛等亲贵拍胸脯,他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条件是能让他当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过京汉铁路,又督办轮电两局,由他来接手邮传部,的确顺理成章。
不过,盛宣怀能不能出任邮传部尚书,仅靠拍胸脯是不够的。首先是银子铺路,军机首辅奕劻只要有银子,就没有不能办的事,盛宣怀银子一送上,他便不再反对。载洵、载涛如今炙手可热,银子当然不能少送。载泽极力支持盛宣怀出任邮传部,除收了银子外,还要借助盛宣怀收拾袁世凯的势力,以扩大财权。
邮传部成立后,管着铁路、电报、电话、邮政、轮运等部门,富冠诸部,就是掌国家财政的度支部据说每年收入也不及邮传部的五分之一。而其中财力最为雄厚的,当属把持交通系的梁士诒。邮传部成立后,尚书张百熙是袁世凯的姻亲,左侍郎是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梁士诒被引入邮传部,出任借款提调处提调,管理芦汉、汉宁、正太、汴洛、道清等铁路的借款及各路行政事务,后来改为铁路局,他改任铁路局局长,援引广东老乡叶恭绰、龙建章、郑洪年等人进入铁路局。后来梁士诒以铁路借款存在外资银行每次汇划都收一笔巨额手续费为由,建议成立了交通银行,他的手趁机伸向了银行业,“交通系”由此成形。梁士诒从不向朝廷交代铁路局的账目及营业实情,派人清查,他自有应对办法,交通系搞成了独立王国。邮传部历任尚书张百熙、陈璧、徐世昌、唐绍仪都是袁世凯的亲信,因此即便袁世凯倒台后,梁士诒仍然毫发未伤。
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奕劻及载字辈的亲贵都支持,最后就是载沣这一关。自从载沣摄政后,醇王府太福晋——载沣的生母暗中纳贿干政,盛宣怀在载泽的帮助下捷足先登,行贿太福晋,已有八成把握,载泽笑道:“一成看天意,还有一成看你能不能说动摄政王,如果能够打动他,便成功在望。”
“解决铁路问题我有四字策略:收归国有。”
盛宣怀从前也是主张铁路商办的,但五六年的结果,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铁路非收归国有官办不可。从公义论,只有收归国有,由国家出面借洋债,才能尽快筹到资金,加快铁路建设。从私心说,铁路收归国有,其实就是收归邮传部管,他作为邮传部尚书何乐而不为?而且,他督办汉阳铁厂,铁路收归国有,他便可堂而皇之采购汉阳铁厂的钢轨,仅此一项,其利何厚!至于借洋债中的佣金、抽头,发包工程、采购物料时的中饱,他是轻车熟路。
载泽摆摆手道:“我这里没问题,关键你要说服摄政王。”
如何能够说动载沣?盛宣怀与亲信连夜密商,拿定了主意:摄政王秉政后,想办的事很多,无奈朝廷财政捉襟见肘,他最关注的就是来钱的路子;地方督抚权力太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千方百计要收回督抚的大权,解决内轻外重的问题。如果把铁路收归国有往这两点上靠,不愁说不动他!
十一月底,盛宣怀先是上了一个折子,大谈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又运动奕劻争取向摄政王面陈,因为有些话在折子中没法说清。
腊月初四,摄政王在养心殿召见盛宣怀,他磕巴的毛病并未因当上摄政王而减轻:“杏荪,我不明白,铁路收归国有,先要花,花一笔银子购回商股,你为什么说有,有助于朝廷解决财政问题?”
盛宣怀分析道:“从长远来说,收归国有加快了铁路建设进程,早一天通车,便早一天增加税收。从眼前来说,铁路收归国有,便可以和洋人银行谈贷款,款到了,当然要修铁路,可是万一朝廷有紧急花销,暂时挪用也无妨,反正稍一周转,朝廷不愁还不上。”
载沣点了点头又问:“这话有道理,有笔银子放在眼,眼前,总比到急用时,库空如洗要强。不过,当初采用民营商办修铁路,一是为了筹措资金,二是为了抵制国权流失。现在证明商办难,难以筹措到资金,可是毕竟国权没有被,被外人攘夺的顾虑。你如今收归国有,向,向外国借款,岂不又面临国权不保的弊端?”
“向外国借债虽非万全之策,但只要政府在与外国谈判签约时,能严定限制,权操于我,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则借外款以筑路利大弊小,切实可行。”
“你有把握杜,杜绝外人觊觎?”
盛宣怀大包大揽道:“我多年与洋人周旋,一定能够制住洋人的贪念,这请摄政王放心好了。”
“好,假定借款没有国权流失问题,还是那句话,铁路收归国有,先要花一笔银子购,购回商股,这笔银子又该怎么出?”
盛宣怀建议道:“既然是商股,也未必非要还银子,国家印发铁路股票,换他们手中的铁路股权就是了。换句话说,就是把民营公司的股换成国有铁路的股份。民营铁路遥遥无期,已收股本亏折严重,而国有铁路建成有绝大把握,他们有什么理由不高兴?”
载沣豁然开朗:“有道理,只要把道理讲,讲明白了,商人们就该支持。”
“将铁路收归国有,还可避免地方督抚揽权,尾大不掉。”
闻言,载沣睁大眼睛问:“这话怎么说?”
“地方铁路,名为商办,实际还是控制在督抚手中,安插私人,挪用股本,借铁路之名,行与中央争利之实。譬如川汉铁路,听说四川总督挪用的就有二百余万两。银子就是那么多银子,地方用多了,中央就少了,这是明摆着的账。从长远来说,将来铁路就是建成,地方会以民营商办为由,千方百计瞒报税收,私留分肥。摄政王请想,这是不是更加尾大不掉?”
载沣连连点头:“有有道理,有道理。铁路非,非收归国有不可。”
“其实在国外,像铁路这样的重大工程,许多国家是不许民营商办的。尤其我大清国疆域辽阔,铁路这一段归甲省,下一段归乙省,又一段归丙省,异见纷歧,互相扯皮,会有无穷的麻烦。”
“铁路非收归国有不可,不过,你可要拿,拿一个妥当的办法。”
“我详细做番研究,拿个妥当的方案,届时再向摄政王面禀。”
“一定做番详细的研究,每个公司的情况都,都要摸透,方案务必妥当,千万不要惹出麻烦,如今地方动不动就,就请愿,实在不胜其烦。”
年前国会请愿,不但有各省的请愿代表,京城的学生、商人也都参与进来,上万人在大街上游行,最后朝廷不得不答应提前三年也就是到1913年开立国会。但游行请愿仍然没有解散,而且各省省城也都爆发游行,要求迅速成立责任内阁。朝廷不得不答复年内成立内阁。直隶总督陈夔龙又调动了军队围困学校,逮捕组织者,又将各省请愿代表强行遣回,总算平息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