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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四处钻营寻靠山 如愿以偿练新军（第1页）

第二十章　四处钻营寻靠山　如愿以偿练新军

日军在占领东边道的大部分地方后，占领凤凰城的日军立即向摩天岭推进，计划打通进军辽阳、盛京的通道。聂士成奉命坚守摩天岭，孙显寅、吕本元部盛军两千余人负责配合。聂士成部本来战斗力就不错，经过整顿后的盛军也不再闻敌即溃。因此，日军进攻一个月不但没有突破摩天岭，反而在一个风雪之夜，聂士成率三百精骑突入连山关，亲手斩杀了守关的日军指挥官，日军仓皇逃回凤凰城，再也未踏足摩天岭。摩天岭之战，是整个甲午战争中唯一胜利的阻击战。

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见突不过摩天岭，改令部队进攻辽南重镇海城。

海城北接辽阳、奉天，南邻盖平，西南接牛庄、营口，东连凤凰城、岫岩，号称辽南之锁钥，海疆之咽喉。日军于阴历十一月上旬自安东县踏雪西进，十天后攻克海城。此后，清廷聚集重兵，自腊月中旬到正月底，一个多月的时间发动了五次收复海城战役，但均以失败告终。当时参与战役的有两将军即吉林将军长顺、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一提督即四川提督宋庆，一巡抚即湖南巡抚吴大瀓，一藩司即湖北藩司魏光焘，所部一百余营，六万余人。尤其是湖南巡抚吴大瀓、湖北藩司魏光焘所率领的是大家寄予厚望的老湘军，希望他们能够改变淮军疲弱崩溃的局面。但他们同样没带来惊喜，五六万人进攻六千余日军驻守的海城，却久攻不克，严重打击了清军的信心。

海城尚未收复，而攻占了辽东半岛的日军第二军大部于腊月底乘船到胶东半岛荣成湾登陆，目标所指便是驻泊威海的北洋海军。自从旅顺陷敌后，北洋海军只能在威海驻泊。军舰与岛上炮台相配合，日军想攻进港内很难。但威海有软肋，就是陆上炮台后路守卫力量十分薄弱，而且不归丁汝昌调度。结果日军不做正面进攻，登陆后，先是断了陆路炮台的后路，继而占领了陆路炮台，调转炮口，对泊于刘公岛内的北洋海军进行海陆夹击。北洋舰队处境非常艰难，丁汝昌唯一希望的是援军能够重新夺回陆上炮台，但援军却遥遥无望。在外人看来，北洋舰队还有一条生路，就是冲出威海。但冲出威海又能去哪里？进港时镇远已经受伤，船舱进水，根本不能航行，只能当炮台使用。就是尚且完好的定远舰航速也不及日舰，冲出威海，必定被追上，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定远舰排水量七千余吨，为了驻泊专门在旅顺、威海修建的船坞，即使逃出后又到何处驻泊？所以丁汝昌坚持株守刘公岛，等待援军。援军无望后，舰队中的洋人牵头，发动水陆将领及岛上百姓向丁汝昌“乞一条生路”，就是逼迫他向日军投降。他不肯投降，便只有自杀殉国一条路。正月中旬，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及继任管带杨用霖自杀身亡，大量战舰被日军俘获，补充到日本海军。

随着北洋舰队的覆没，战争的前景更加悲观，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活跃起来。六天后，朝廷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两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不再坚持割取辽东半岛，但因此付出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赎金。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李鸿章成为举国痛骂的“卖国贼”。

袁世凯此时开始考虑寻求新的靠山。一是因为李鸿章对他的冷淡显而易见。袁世凯因为操劳过度，关外又奇寒，他咳喘厉害，甚至吐血。他转电盛宣怀，请他帮忙向李鸿章陈情希望回关内练兵。而李鸿章认为袁世凯又是装病，回电盛宣怀，“始作俑者休想置身事外”！二则是李鸿章必将失势也是显而易见。鸭绿江防线崩溃后他被裭夺黄马褂，正月里他的大哥李瀚章因御史参劾被免职。李瀚章贪墨闻名，被人参过多次，但朝廷看在李鸿章的面子上一直予以袒护，如今却因参劾去职，是个很不妙的信号。至于淮系水陆各军统兵大员入狱的、斩首的、自杀的，一时间名将凋零。李鸿章出任赴日全权大臣后，朝廷立即派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他谈判归来，职务没有恢复，反而王文韶得以实授，朝廷下旨李鸿章入阁办事。内阁本来就没多少事好办，所谓入阁办事，不过是赋闲而已。

周馥已经在一个月前奉命回天津，临走时他与袁世凯交心道：“慰廷，世人都知道我追随李中堂，中堂倒霉，我也没什么好果子吃。我不在乎，大不了早一天回家去。”

袁世凯也立即表示如果因追随中堂而受排挤，绝无怨言。周馥却笑了笑道：“慰廷，你还年轻，和我不一样。”

他这话的含义非常模糊，而袁世凯则认为，周馥是在暗示他另寻出路。其实新靠山不必另寻，战前他已经搭上线，就是主战派翁同龢、李鸿藻。但翁同龢对他好像并不太欣赏，而且翁同龢与李鸿章十分不谐，难免恨屋及乌。而李鸿藻对他印象不错，袁世勋和徐世昌来信中都提及，李鸿藻数次称赞他。所以，权衡再三后，他决定给李鸿藻写封长信。题目是“致军机大臣李鸿藻论甲午清军败因禀”，完全是一副汇报公事的架势。对李鸿藻的称呼还是“太老师”，自称则是“小门生”，门生向老师写信抒发感慨，也是天经地义。

信的前半部分分析割让辽东和台湾的危害，后半部分则重点阐述战败的原因及对策。他认为“此次军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即如前敌各军，共计不下十万人，而敢与寇角者亦只宋祝帅、依尧帅旧部各二千人及聂提督千百人耳。此外非望风而逃，即闻风先溃；间或有一二敢战者，又每一蹶不可复振”。清军最大的败因是兵不精、无术、军制冗杂，的确抓住了关键。这样的分析，李鸿藻在中枢中是见不到的。

袁世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顿。并延聘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将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升阶。数年成业，即检派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袁世凯重笔铺陈他对练兵、储才的建议，一则这是他几个月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胸有成竹，不吐不快。二则他隐隐之中，还是希望将来能得练兵机会，在此先埋个伏笔。

然后再谈当前关外的大军应当如何处置。他认为“今征调诸将，亦诚不乏夙望，惟或优养既久，气血委惰；或年近衰老，利欲熏心；或习气太重，分心钻营；即或有二三自爱者，又每师心自用，仍欲以‘剿击发捻’旧法御劲敌，故得力者不过数人矣。其各省防练诸军，大半安闲太久，习气熏灼，其真能御敌者，实难枚举；派驻前敌，徒足以滋扰闾阎，与军务不但无补，而且闻见惊扰，反为他军之累。况和局已定，嗣后饷源尤渐支绌，新幕诸军自须依次汰遣。伏莽之起，恐不旋踵，而各省防练诸军尤须先行调回，以资弹压；其南方诸军，又宜由就近海口船载以归，免致沿途地方遭其骚扰。现值奉省荒歉，农务方殷，兵民杂处，比户弃业；如能早遣一日，即为数万生灵之福”。这几条建议，也是基于对关外诸军的充分了解而提出，非纸上谈兵者能见及。

撤走从各省调来的援军，再谈奉、直军队的处置：“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须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实知兵大员，除将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检点，分别裁汰，务期养一兵得一兵之用，庶库帑无虚靡，捍卫有实效。统计奉直一带，如有精兵六七万人，分二三名帅扼要驻扎，计可自守。”

最后，袁世凯顺便说了一件私事：“去秋以来，家本生母右肢受风，迄今未愈；今又以小门生奔走戎马，时切系念，病每因之有加。前以军务孔亟，未敢以私干请。现值和局已定，前敌输运已商同胡臬司燏棻饬各局总办委员依次收束，拟即禀北洋赏假归省，以遂乌私；俟得批允，即将首途。此后遥期荫慈晖，养瞻愈远，尚乞不遗葑菲，随时教诲下颁，俾有遵循，不至玷辱知遇，尤为跂踌！”看似顺便，其实是颇具心计。中国最讲究忠孝二字，有所谓“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尤其李鸿藻这样的清流首领，最看重这一点，袁世凯表孝心，自然容易博得他的好感。同时也通过此事报告李鸿藻，前敌转运事务即将结束，明里是说他将请假回家侍奉老母，其实更是在告诉李鸿藻，他将以自由之身以供朝廷驱使，所谓请李鸿藻随时“教诲下颁”，其实是希望他记得有个袁世凯需要提携。如此处理，不露一点痕迹，不得不佩服袁世凯为人处世圆融精明。

《马关条约》已经正式生效，中日战事结束。五月底，袁世凯办完交卸回到天津。此时李鸿章也已回到天津，仍驻在北洋通商衙门，但已经不是主人，而是协助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王文韶办理善后。

袁世凯到天津当天就去拜见。李鸿章回到天津后，因为骂声一片，除了特别知己的人以及有公事不得不登门，没人愿意与他这个“卖国贼”见面。袁世凯一回到天津就来看他，李鸿章很高兴，他指着自己脸上的枪伤道：“慰廷，我差一点就‘一目了然’。”

李鸿章到马关谈判，当时日军兵锋正锐，都在讨论“太阳旗何时插上北京城”，不愿停战议和。尤其李鸿章是国际闻名的谈判高手，日本人认为会因此吃亏。有一个激进青年打算杀死李鸿章阻止谈判，就在李鸿章从春帆楼谈判回住处的途中，对着李鸿章面部开枪，子弹嵌进颧骨中，差一点打瞎一只眼睛。此事令日本十分尴尬，日本政府怕国际上转而同情中国，因此对谈判条件作了让步。李鸿章认为挨一枪换来了和约的尽快签订，便对袁世凯道：“慰廷，举国皆骂我是‘卖国贼’，有此一枪，我也问心无愧了。”

袁世凯安慰道：“中堂，局外人不知局内人的艰难，只知肆口谩骂。谁都知道，中堂威名中外同钦，日本人才肯让步。如果换别人去日本和谈，未必能比中堂办得更好。”

“你替我说了句公道话。他们去也办不好，这是肯定的。当然，他们都精得很，谁也不肯去，因为都知道，谁和谈谁就是卖国贼。”李鸿章今天心情不错，也愿多说两句，用拐杖点点袁世凯道，“慰廷，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还问起你，很抬举你呢。”

据李鸿章说，马关谈判结束后，伊藤博文宴请李鸿章，席间问起袁世凯所任何职。

李鸿章回道：“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官。”

“我知道贵国何以如此狼狈了，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不被重用。”伊藤博文感叹后道，“袁世凯绝对是中国少有之人物，中堂能用则用，不能用则杀之。”

“慰廷，我没有看错你。如此人才，我怎么能中伊藤奸谋杀掉你？我要向朝廷保举你。”袁世凯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出，连忙起座向李鸿章拜谢。

“如今朝鲜已经完全脱离大清，你这个总理朝鲜大臣也该卸职了。你的去向，朝廷很快就该有旨意的。”

袁世凯拱手道：“中堂，我哪里也不去，还想追随中堂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挥了挥手道：“我如今赋闲了，朝廷只保留我的内阁大学士，我不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如今还有浙江温处道的实职，如果你有意外放，随时可以要求赴任。”这话听不出李鸿章是出于真心，还是已经察觉袁世凯另投门庭的牢骚。

“中堂，卑职实无赴任地方的意思。卑职一心所愿，就是能像中堂当年在上海一样，为朝廷练一支劲旅。”

李鸿章连连摇手道：“练兵哪有那么容易？我练了一辈子兵，最后是这样一个下场，反倒不如做一个纸上谈兵的清流。我劝你，安下心学学治理民政。战后恢复，千头万绪。”

袁世凯自然不能与李鸿章争执，唯唯而退。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刚起身，店内伙计从店门板上揭下一张上海《申报》，上面登了一篇托名台湾民众的《檄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文》

痛哉！吾台民，从此不得为大清国之民也！吾大清国皇帝何尝弃吾台民哉！有贼臣焉，大学士李鸿章也，刑部尚书孙毓汶也，吏部侍郎徐用仪也。台民与汝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有何仇乎？大清国列祖列宗与汝有何仇乎？太后皇上与汝有何仇乎？汝几将发祥之地、陵寝迫近之区割媚倭奴，祖宗有知，其谓我太后皇上何？尚且不足以快汝意，又将关系七省门户之台湾，海外二百余年戴天不二之台湾，列祖列宗深仁厚泽不使一夫失所之台湾，全输之倭奴！我台民非不能毁家纾难也，我台民非不能亲上死长也，我台民非如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无廉耻、卖国固位、得罪于天地祖宗也。我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非丧于倭奴之手，实丧于贼臣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手也。

我台民穷无所之，愤无所泄，不能呼号于列祖列宗之灵也，又不能哭诉于太后皇上之前也。均之死也，为国家除贼臣而死，尚得为大清国之雄鬼也矣！我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侄，遇之船车街道之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谢天地祖宗、太后皇上，以偿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无冤无仇，受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毒害，以为天下万世无廉无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炯戒。

除京都及各省码头自行刊刻告白外，凡有血气者，恐未周知。贵报馆食毛践土有年，主持公论有年，向为我台民所钦佩。兹奉上《申报》《沪报》新闻报刊资各四元，请为连日用大文字刊登报首。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圣训昭然。贵报馆如一一照登，我台民有一线生机，必图衔报；如将贼臣名字隐晦，我台民快刀手枪具在，必将所以待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者，转而相待。生死呼吸，无怪鲁莽，贵报馆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