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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五大臣出洋被炸 袁世凯谈判维权（第3页）

“是，此事我可以鼓动太后。”

“王爷，您不是外人，我说几句不能对外人道的话。如今外有强敌环伺，内有革命党人兴风作浪，大清形势岌岌可危。推行宪政可能是大清国祚得以延续的最后机会，如果宪政成功，各项新政推行有效，国力增强，百姓维护，外敌不敢觊觎，革命党人敛手，大清或者可能像病重的人得以康复，幸得人生第二春。如果宪政不能推行，百姓对朝廷失望，革命党人争取到了民心，那时候乘势作乱，星星之火，可能燎原，大清难免再次陷入内乱之中，就是曾涤生再生也无济于事。更怕的是列国以保护侨民、教民、维护商业利益为名派大军前来，大清被瓜分豆剖，便有灭国灭族的危机！我们这些人有无葬身之地不去说，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断送在我辈手中，这是多大的罪孽！”

奕劻想想自己在外国银行的巨额存款，想想眼前的锦衣玉食，再回想当年义和团大闹京津、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情形，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道：“慰廷，你我可要好好维护，这种情形千万不能出现。”

袁世凯是急得焦头烂额：“我是心急如焚，之所以在直隶推行各种新政，就是期望能让人看到大清的希望，能够得以维护延续。可是，又难免让人说我揽权。我如今是体会到李文忠公当年坐镇直隶的况味了。”

“我又何尝不是！这些不去说它，慰廷，革命党如此丧心病狂，把太后及亲贵大臣以及地方督抚都列入暗杀名单，你像我天天要上朝，防得了今日防不了明日，躲得了初一如何躲过十五？慰廷你得拿个主意。”

袁世凯正在等着这句话：“王爷，除了加强防卫，实在没有更好的法子。但还以老办法靠步军统领等来维护，恐怕难以胜任。天津自推行巡警制度以后，治安大为好转，抢盗案件大为减少，绅商洋人无不交口称赞。不但京城应该实行巡警制度，就是各省也应当实力推行，严查户口，分别良莠，既维护治安，又预防革命党人潜伏，这既是治标之策，也是治本之策。”

“我也正有此意。善耆管理的工巡局也设有巡警，但效果了了，这次如果不是赵秉钧前来帮忙，恐怕破案无期。我有个想法，朝廷成立巡警部，调赵秉钧任侍郎，兼管京师治安。”

“直隶巡警还要靠赵秉钧，可我拎得清轻重，王爷要调人，我当然要放手。再说，到王爷手下也是他的造化，我回去就把王爷的提携之意告诉他。”

袁世凯这句话奕劻是这样理解的：赵秉钧得信，必有一份“心意”表达。

巡警部宣布成立相当迅速，袁世凯回到天津当天，旨意已下，此时五大臣被刺刚过去半月。巡警部尚书是徐世昌，侍郎两位，左侍郎是镇国将军毓朗，右侍郎就是赵秉钧。按慈禧的要求，赵秉钧交代完直隶巡警事务后立即上任。上任前他带杨以俭来见袁世凯，袁世凯知道杨以俭在这次破案中立了大功，问他有没有功名，结果什么也没有。袁世凯说：“你没有功名底子，我怎么保你做官？”

杨以俭仔细想了想道：“家兄捐过同知衔，但一直做生意，没什么用场。”

“那好办，你们兄弟俩换换名，你家兄的同知衔就有用了。”

杨以俭的哥哥叫杨以德，兄弟二人就将名字换了过来，杨以俭就成了杨以德，很快被袁世凯保为知府任用。

大臣出洋的事并未因为吴越刺杀而放弃，革命党反对立宪，在慈禧看来说明立宪对朝廷的确有好处。而上海等地的报章连续发文，支持继续派大臣出洋考察，推行宪政。《申报》刊登《论五大臣遇险之关系》一文，认为炸弹案的发生无异于警示清政府宪政改革万不能缓：“今日爆裂弹之一掷，实不啻以反对党之宗旨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有大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慑于彼党之一击而踌躇，不定其政策，日后危险之爆发将有百倍于此者。”

身历其险的考政大臣一反此前对宪政改革缄默之态，以端方为首联衔奏请两宫明降谕旨，宣布立宪改革。端方，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以思想开明著称。戊戌变法时出任农工商部尚书，曾经一天连上三折，深受光绪的赏识。变法失败，农工商部被撤销，他的尚书一职也被革去。等两宫西狩后痛定思痛，推行新政，端方得以复出，代理过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去年出任湖南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时创建暨南大学，大批派留洋学生，任湖南巡抚半年内又创建小学堂八十多所。他本来是内召出任闽浙总督的人选，正赶上朝廷要派大臣出洋，就被选为五大臣之一。如今他提出了以十五年为期实行宪政的方案，并征询督抚意见。两江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复电支持，两广总督岑春煊不但极力支持推行立宪，而且认为十五年太长；久经宦海而老成持重的张之洞却复电认为降旨立宪未免过早；袁世凯讥讽“香帅此时又耍起模棱两可的惯技”，但他自己也只是回电“表示同情”。同情不是同意，可以理解为并不支持，也可以理解为并不反对。他比张之洞，其实更模棱。

端方对袁世凯在直隶的新政十分赞赏，在两江、湖南巡抚任上都曾经派员前往学习。他已经从慈禧口中得到将继续派员出洋的确信，只是何时起程尚未确定。他要在走之前了结一桩心事：与袁世凯结为亲家。

此事端方托袁世凯的亲家、两江总督周馥牵线，想把他的小女儿嫁给袁世凯的第五子袁克权。袁克权是二姨太——朝鲜李氏所生，极为聪明，而又敦厚，深得袁世凯喜爱。袁世凯接到周馥的电报有些犹豫，他对满人怀着一份轻视，而且端方不知藏锋敛锐，难免将来倒霉。不过，恰好来探望袁世凯的杨士琦却不以为然：“宫保到了目前地位，无论是固位还是求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都必须广结奥援，尤其满人亲戚很值得结两个。至于午桥的性情，会不会招祸暂且不论，就是招祸，只要不是大逆不道，也不至于败到哪里。宫保可以先答应下来，先做个约定，至于正式定亲，不妨以孩子尚小为由拖一拖。”

袁世凯还在犹豫，杨士琦又劝道：“宫保要与瞿子玖之辈争短长，有一项无法与之相比：他是正途出身，又做过多次乡试、会试主考，真称得上门生遍天下。官场上特别重视师生关系，说是尊师重道，其中真正缘故，无非是师生结奥援，互相提携。当年李文忠公坐镇北洋，却斗不过纸上谈兵的翁同龢，原因就在于此。”

这话一下打动了袁世凯。的确，瞿鸿禨有一批得力的门生，平时好像没什么，但一到关键时刻，瞿鸿禨便有一呼百应之势，门道就在这里。

杨士琦见袁世凯已经入耳，继续劝道：“宫保没有门生，但子女枝繁叶茂，好好经营，儿女亲家也不失为得力奥援，未必就比瞿子玖势孤。”

“受教，受教。”袁世凯当即拟定电报回复周馥，很愿高攀这门亲事。

出洋考察依然是五大臣，不过人事稍有变更。徐世昌因为出任巡警部尚书，百端待理，不能出洋；商部右承绍英受伤未愈，两人均不能成行。补进来两人，一个是曾经出使日本、如今任太常寺卿的李盛铎，一个是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两人都较早主张推行宪政。

五大臣起程前，奕劻在府上宴请各国公使兼为五人送行，这次宴会酒馔并用中西，席间还以军乐伴奏，相当洋化，这要在从前，非被清流交章弹劾不可。但如今京师的舆论和风气已经相当开化，不但无人攻击，且报章是以赞赏的口气来报道。

袁世凯也受邀赴宴，他倒不是专程从天津赶来，因为他人就在北京，正在与日本人谈判。

日俄对马海战后，双方都迫切希望尽快和谈。俄国因为惨败，国内局势相当不稳，继续战争十分困难；而日本虽然取得胜利，但损失也相当大，而且欠下巨额战争借款，实在无力继续打下去，也愿意见好就收。日本秘密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调停的要求，罗斯福乐于接受，条件是日本承认维持满洲的门户开放，并且把满洲的领土交给中国。当然，美国并非是为中国着想，而是满洲在中国人手中，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较易实现，美国资本也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而满洲如果完全落入日本人手中，对美国未必是好事。

日俄双方于8月10日开始在美国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正式谈判。日本的胃口相当大，不仅要沙俄在朝鲜和满洲让步，还要求割让库页岛，赔款十二亿日元，把在中立港口避难的俄国军舰移交给日本以及限制俄国在远东的武装力量等等。这激起了俄国主战派的反对，坚持“不赔款，不割让俄国领土”，否则将与日本再决胜负。俄国虽然战败了，但并未损失一寸土地，在满洲的军队人数上仍然占据优势，如果彼此死磕下去，后果对双方都是灾难。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从中调停，促使双方都做了让步。二十多天后，日俄正式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把旅顺、大连租借权和东清铁路南端支线（长春到旅顺）的权益让给日本；把库页岛的一半（北纬50度以南）割让给日本，日本享有在俄国水域捕鱼的权利。为了兑现战前尊重中国主权的承诺，条约中规定，两缔约国互约，涉及中国的内容，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

日本国内舆论对战争的胜利已经作了铺天盖地的宣扬，吊起了国人的胃口。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大清赔银两亿三千万两，折日洋三亿四千多元，同时还有朝鲜独立和割让台湾、澎湖。而此次日俄之战，日军损失及战争经费都十几倍于甲午之战，却未得任何赔款，就是俄国人在满洲的铁路权益也未全部让与日本。《朴次茅斯和约》中规定：“俄罗斯政府允将由宽城子（长春）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并在该地方铁道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以及在该处铁道内附属之一切煤矿，或为铁道利益起见所经营之一切煤矿，不受补偿，且以中国政府允许者均移让与日本政府。”而由长春向北到哈尔滨，由哈尔滨往西到满洲里，往东到绥芬河段的东清铁路权益，仍然归俄国人。

日本谈判代表团最初提出的是整个东清铁路权益，但俄国人不答应，认为割让铁路的范围应以双方交战范围划定。在奉天会战时，日军派出了一支不到两百人的骑兵部队和两百人的所谓马队（即招抚的红胡子骑兵）长途奔袭，打算到哈尔滨去炸掉松花江上的大桥，以截断俄军的后方供应。但哈尔滨实在太远，路上又遇到俄军大兵团的增援部队，于是临时决定炸掉了宽城子（长春）南的新开河大铁桥，以阻滞俄军增援兵团的行军。因此双方的交战区最北就划定在宽城子，俄国转让给日本的东清铁路权益，也就以宽城子（长春）作为起点。

对这个谈判结果，日本人相当失望、愤怒，谈判代表团回国时，车站发生骚乱，代表团团长小村寿太郎险些被愤怒的浪人殴打。但和约已经签订，违约再战并不现实，日本朝野所希望的，就是在接下来的中日谈判中，能够获得新的权益。

中日之间的谈判，是从1905年11月7日开始的，地点在北洋公所。中方的谈判代表为：全权代表军机大臣兼总理外务大臣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兼署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随员为署理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商部右参议杨士琦、外务部右丞邹嘉来、翰林院检讨金邦平、商部主事曹汝霖。日本全权代表为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驻中国公使内田康哉，随员为外务省亚洲局长山座元次郎三人。

小村首先简单致辞：“此次日俄不幸开战，且在中国领土之内，日本政府深致歉意。日俄已签订和约，俄国让给日本的旅顺、大连租借权，及东清铁路由宽城子至奉天一段，又在中国领土之内，为尊重中国主权，故特来请求中国政府加以承认。此次会议事项，均为既成事实，商议起来应当会很顺利。”

袁世凯代表中国代表团致欢迎词：“日本政府信守战前承诺，尊重大清东北主权之完整，特派代表团到大清来会议，我受庆亲王之托向日本代表团表示欢迎。中日同为亚洲近邻，一衣带水，应当世代友好，共同面对世界之挑战。我祝愿中日双方本着互相尊重、睦邻友好之原则，谈判取得圆满结果。”

这时庆亲王说道：“小村阁下，内田公使，很抱歉，我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事情又多，今天不能奉陪，以后也不能常川出席，还请两位原谅。一切都由瞿、袁两全权代表具体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