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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自建铁路成泡影 购并旗昌波折多（第4页）

“杏荪不必固辞，局中能与南北洋大宪说上话的，还有第二个人吗？你也别有顾虑，一则局里会在账上做得绝无痕迹，绝然不会给你和大宪们惹下麻烦。”唐廷枢把话说明白。

于是，盛宣怀默认了。接下来，三人又回头谈盛宣怀的酬劳。唐徐二人的意思是局里急需现银，可否以旗昌几百股代替：“每股折价七十两，我敢断定，不出一年必能升到原值。”徐润这样担保，是因为他和唐廷枢在半年前就以四十两一股的价格各购买旗昌近两千股，现在以七十两的价格转送盛宣怀几百股，当然费用要用公款，这是两人商量好的，于公于私可谓两利。

大事定妥，具体签订合同、付款等事项，盛宣怀不愿再经手，因为唐徐两人也不希望他经手。此行收获颇丰，他去了一趟北洋和南洋，分别把公事办妥，然后回湖北大冶与郭师敦会合。

购并旗昌，招商局实力大增，新增轮船十六艘，小轮船、驳船九艘，在上海、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等地新增码头、栈房、洋楼、趸船等，无论长江还是北洋航线，其实力都是首屈一指。旗昌的股票，也回升到八十余两，势头很好。

然而，太古、怡和等轮船公司并未“慑服”，而是决心联起手来与轮船招商局一较高低。他们分析轮船招商局有三大弊端，一是新增轮船多是旧式木轮，耗煤高而运货少，成本上不占优势；二是债务重，利息高，每年至少要有二十万两的利润才仅够付息；三是衙门作风严重，开支过滥，人浮于事。于是两家轮船公司各添置最新式的轮船跑长江，耗煤低，而载货多。同时，再度降低水脚，上海到汉口货运百斤仅收水脚一钱，到汕头则仅收六分。招商局只好跟着降低水脚，因为船旧耗费和维修成本太高，多行一船便多赔巨款，只好把老旧船只搁置，只拣新船、小船、费省者装货开行，每月亏蚀不少。

李鸿章一直关注招商局的经营，了解到这一情况也很着急，让他徒增烦恼。还有更让他烦恼的事情，他的老对头左宗棠因为收复新疆，由一等恪靖伯赐封为二等恪靖侯。

左宗棠从光绪元年起出任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光绪二年春刘锦棠进军新疆，当年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新疆北路阿古柏势力全部肃清；第二年春天，大军越过天山进军南疆，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收复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阿古柏惊惧万分，服毒自毙，接下来的战事更加顺利，新疆民众纷纷帮助官军收复失地，南八城到了冬季到来前全部收复，伯克胡里、白彦虎率残部逃到俄罗斯，侵占南疆达十四年之久的阿古柏部悉数被歼，新疆除伊犁被俄罗斯占领外，全部收复。光绪四年二月十二日朝廷发布上谕，左宗棠晋为二等侯，刘锦棠为二等男，余虎恩等有功将领也都得到恩赏。

果然，清流开始把矛头直接对准李鸿章。这几年，清流风头正健，常有人因一个参折而受提拔，所以清流们都在寻找上折的机会。有个江苏籍叫董俊翰的御史，听家乡人谈起招商局的种种传闻，于是上折指责招商局“每月亏银五六万两，因置船过多，载货之资，不敷经费，用人太滥，耗费日增。”尤其用人太滥，奏折中说：“招商局各轮船每届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至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求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这是承漕运的遗习，照例用来“调剂”候补州县的办法，无足为奇，只不过“隔省”亦可“挂名应差”，真是前所未闻。而且这所谓“隔省”显然就是指直隶。董俊翰建议朝廷将招商局收为官办，至少应当严加监督和控制。

翰林院侍讲王先谦也上了一个奏折，笔锋直指盛宣怀，说他挟诈渔利，“收购旗昌时每两抽取花红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购旗昌股票，对换足额，以饱私囊”，又指责他：“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因而请旨“将盛宣怀予以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这两个奏折，措辞极为峻厉，按常规理应查办。然而，当时在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掌权的沈桂芬与李鸿章有同年之谊，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他看出这两份奏折其实都是冲李鸿章而来，决定帮他一把，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沈桂芬建议恭亲王下旨“着李鸿章、沈葆桢通盘筹划，于该局经费权衡出入，认真整顿，毋得稍有虚靡。严饬该局，不得以办公名，滥置私人，并饬令该局商总和衷办事。盛宣怀是否有蠹帑病公、以饱私囊著一并查明复奏”。

李鸿章并不急于复奏，而是要好好用番功夫。他的功夫，倒不是去严查招商局各项弊端及盛宣怀的劣迹，而是如何把清流的指责一条条驳回。因为这个苗头非常不好，如果放任清流拿招商局做文章，要弄垮的不仅是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制造局以至福州船政局，哪一个没有这些毛病？当然，他也想借此机会整顿轮船招商局，以免唐廷枢、徐润把持太甚，尾大不掉。

李鸿章知道这事不可能彻查清楚，而且也不必去彻查。盛宣怀是他的得力助手，一方面还要重用他来开煤矿，将来也要用他来办电报，一方面不便处理的烂账不少是经盛宣怀之手设想的办法，盛宣怀被查出毛病，自己必受牵连。因此，李鸿章只好硬起头皮为盛宣怀硬辩。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切推到唐廷枢、徐润头上，因为盛宣怀在招商连薪水都不领，而且购并旗昌的确又是唐、徐经手，要洗脱并不难。

对于招商局的批评，李鸿章认为应当以此为机会好好表一表招商局的功劳，同时对所指责各条要一一解释清楚，并说明整顿措施，让外人无可置喙，因此李鸿章又让唐廷枢、徐润到天津反复商讨。两人对董俊翰建议把招商局收为官办一说都异口同声反对，两人都是商人，都为利来，而且两人都有大量股本在招商局，改为官办，全按官场规矩办事，招商局只有死路一条，损失最大的首先就是他们两人。

李鸿章也乐得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继续经营，届时可以商办为由，杜绝官府过多插手。尤其招商局在两江，商办是拒绝两江插手的最好理由。现在是沈葆桢总督两江，两人有同年之谊，一切都好商量，如果换一个极力与北洋争衡的人总督两江，要插手招商局，岂不是于公于私都很被动？

李鸿章与唐、徐等人反复商讨，又对奏稿反复修改，直到两个月后才正式复奏。

奏折首先说明招商局购并旗昌是利大于弊，“一则水脚收入骤增，往年七十余两，今年有望达到一百五十万两。二则是实力大增，轮船由十二只增加到三十只，成为长江和北洋航线实力最强的轮船公司。三是争得利权，因为招商局的存在，洋轮公司被迫降低水脚，他们降低一两，大清商民就节省一两开支，便相当于增加一两收入。三年多来，因为降低水脚商民节省不下一千五百万两。”

接下来针对董俊翰的指责逐条辩解。先说轮船招商局置船过多问题，“查招商局开办五年，已有自置轮船十二号，迨收买旗昌洋行又添大小轮船十八号。乃英商太古将装货水脚银大减，一意倾轧，局船揽载价亦随减，以致间有停搁，实迫于事势。”整顿办法则是：“拟令该局逐加挑剔，将旗昌轮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储，以备配修他船，或量为变价归还局本。”

然后再就“每月须赔银五六万两”的说法进行辩解，“查该局先后置买船栈等项，计价银四百二十余万两，其中实本仅分领各省官帑一百九十万两，商股七十三万两，尚短一百六十万两，遂至左支右绌，此由局本不足之故，加以太古洋行跌价倾轧，入不敷出。然每年结算官利，尚敷衍匀结，并无每月亏赔者。”“出入各款，均责成局员权衡缓急，督同司事悉心经理。其账目除局员商总随时互相查覆外，并饬江海、津海两关道于每年结账时，就近分赴津沪各局，认真清查。”

最后则说明招商局“官督商办”的体制不能更改，更不能收为官办，“招商局之设，原为分洋商利权，于国家元气、中外大局实相维系，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英商力与倾挤，商股遂多观望，诚恐亏耗既巨，难以久支，贻笑外人。臣等再四筹维，只得就现有之体制为变通之策，诚不宜收为官办也。一旦官办，不谙商规，则浮漏更甚，难以持久。”

那么借出的官款怎么办？这是李鸿章最着力的地方。他的意思是，官府借给的款项，能够按时获得利息，到期能够还本就行了，没必要以此为由，去干涉招商局的正常经营。李鸿章并不满意于解释清楚，而且要趁此机会延缓官款本息归还日期，因为利息负担太重，已经成为招商局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现在商本未充，生意淡薄，该关道等与局员筹议，拟请自本年起，将直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东海关等，历年拨存该局官帑银一百九十万八千两，予缓息三年，三年后匀分五期，本息还清，以纾商力。”

最后说明，这些办法最终是为了国家和商人的长远之利益。“如此分别秉公调剂，冀得上不亏国，下不病商，根基既固，久远可期，华商应闻风而踊跃，洋商或诚以议和。臣等仍随时严饬该局员商总等，恪遵圣训，和衷办事，勿骛虚名，而鲜实济，勿图小利而误大局，勿畏人言而缩手，铁执己见勿昧机宜，唯以救济时艰毋负委任为念。”这段话最有意思，表面上全是对招商局的要求，其实完全是为招商局撑腰，而且指暗指弹劾之人不以救济时艰为己任。

对盛宣怀，则极力为他辩诬，“在臣处当差有年，廉勤干练，平日讲求吏治，熟谙洋务商情，遂委以会办之衔，往来查察。盛宣怀与臣订明不经手银钱，亦不领局中薪水，遇有要务，则与唐廷枢等筹商会禀。”谈到旗昌一案，说是“即盛宣怀首发其议，亦于大局有功无过。况当日唐廷枢等于洋商已有成议，始邀盛宣怀由湖北前赴金陵，谒见沈葆桢。其事前之关说，事后之付价，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

职道经手之事，固不便使盛道遭受不白之冤。盛道于收购旗昌一事，仅与职道等主其议，而领款付款，盛道皆未经手，其因公而未因私，不言可知。且其在局从未领过分文薪水；凡遇疑难事件，顾公商酌，无不踊跃，向为各商所钦服。今以清白之身，忽遭污蔑，亦不得不代为声明。

唐廷枢的这个说明，李鸿章作为附片一同上奏。

这一折一片，把对招商局和盛宣怀的弹劾全部顶了回去。奏折一上，无论军机还是总理衙门，无不感叹李鸿章办事的圆滑、强梁和机智。跌倒了，不但不受伤，而且还要捡个便宜。朝廷不但未再追究，而且对李鸿章的奏请完全批准。

李鸿章对这个结果颇为满意，接到上谕当天，邀请署内心腹幕僚及起草奏折的文案喝酒以示庆贺：“我们办实事之人，就应当宠辱不惊，而且要善于在不利中寻找有利。所谓危机，既是危险中也有机会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候，太古、怡和托人找到赫德，鼓动他上了一个《整顿招商局》条陈，直陈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才能有限，不足以管理如此巨大的企业，导致百弊丛生。他提出按照欧洲的制度组建新式公司，把招商局按三折左右折价给新公司，由洋人出任经理。他认为，如果这样运作，必能使招商局获得新生，所交税厘必定比现在多若干，将成为一个稳定的利源。

赫德认为自己是为大清打算，因为如果不改组，招商局必然要破产亏尽。可他这个建议，无论是洋务派还是清流，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认为赫德是明目张胆的侵夺。总理衙门让南北洋大臣妥议，李鸿章则授意盛宣怀对此事发表意见。

刚刚被弹劾的盛宣怀受此重任，明白李鸿章的倚重和向清流示威的意义，因此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准备，呈上了《对赫德〈整顿招商局条陈〉之意见》，坚决反对赫德成立新局的意见，“该总税务司所称将现在局中各产折实估价，转与新局一法，于新局大有裨益，盖成本既轻，获利自易。而新局成本之轻，即旧局亏本之大。”而面对赫德指责的问题，盛宣怀则毫不回避，提出整顿办法。

首先，他建议购买先进新式轮船。招商局历年购进的轮船，价昂、船旧、耗煤多、行驶慢，装货却少。这就使修理之费极重难支，营运中难以获利。他认为：“欲筹补救之法，莫如将本重而不能获利之船酌量减价陆续出售，将售得之款存放起来，以备随时购买耗煤少、行驶速、装货多的新船。即以三十余号之旧船，换成十余号之新船，亦尚合算。盖修理省而费用少，目前虽似吃亏，久后终能获益。此贵精不贵多之说也。”

对赫德所提招商局任用私人问题，因为盛宣怀并没有多少亲戚入局，因此毫不遮掩，“局中同事，半属局员本家亲戚，虽其中非无有用之才，而始而滥竽，继而舞弊，终且专擅者不乏其人，留之则有尾大不掉之虑。凡局员之亲戚本家，无论如何出众，均宜引嫌辞去，不得以某人得力为词，出局后如有与局为患者，即唯某局员是问。”

盛宣怀对自己作为挂名会办非常不满，在购并旗昌中又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借改善管理，对此大发牢骚，并提出轮流主事的建议。“凡人之情，类多喜功畏过。当局务岌岌之时，甚望用人之来，以分其责；及似有转机之际，又深愿用人之去，以固其权。”他建议：“自本年六月为始，在局五人分年轮驻沪局坐办，一切悉归调度，仍以四人副之，和衷商榷，力破积习。坚忍不渝，功过亦五人与共。”

盛宣怀的这个意见，对唐廷枢主政的轮船招商局攻击颇多，他急于谋求实权的心思也暴露无遗，唐廷枢因此非常不高兴，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抱怨局中人不能和衷共济。而此时朱其昂病故，盛宣怀在招商局又少了一个援手，他决定借此机会奋力一搏，上书李鸿章要求在招商局设立督办一职。

然而李鸿章对招商局的形势洞若观火，知道当前关键仍然是召集商股，而此事盛宣怀并不具优势。他未答应盛宣怀的请求，而且去信相劝，人贵自知之明，扬长避短方能成就大业。而对唐廷枢更加重用，奏调他到直隶，专门办理开平煤矿。盛宣怀大为恐慌，只怕要在李鸿章面前失宠。连忙去信解释坚请督办是想为中堂分忧，绝非一己之私。

出乎盛宣怀的意料，当年大计——也就是考核，盛宣怀被判为优等，而且李鸿章奏请送部引见，他评价说：“该员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其所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心精力果，措置裕如，加以历练，必能干济时艰，为国大用。”几个月后，盛宣怀出任天津河间兵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