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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马关签约留骂名 三国还辽埋祸根(第3页)

“现在帝国对停战非常不满,伊藤总理是费了很大功夫才说服海陆军,为中日友谊起见,也是尊敬中堂的爱国热情,决定限期停战。”陆奥宗光又将停战说得十分艰难。李鸿章则再次表示感谢,并希望尽快签订停战协定。

陆奥宗光走后,李经方建议道:“父亲受伤责任全在日本,如果您以伤病为由回国,再请英俄调停,日本将不得不做出让步。”

李鸿章摇头道:“能早一天是一天,我如果回国,议和再有波折,那些人肯定要骂我为一己之私,不顾国家安危。”

第二天,日本提交了停战协定,在直隶、奉天、山东等地方实行停战,双方现驻扎该地方军队不得互相前进,也不得再调兵前往第一线,但停战区域不包括日本正在进攻的台湾、澎湖。

李经方根据李鸿章的意思进行力争,日本寸步不让。当天下午,停战协定签订,时间为本日起二十一天内有效。

因为停战时间有限,李鸿章希望早日开始谈判,他向日本提议,或者将谈判地点设在他的行馆,或者由日本将条款送到他的行馆,由他仔细斟酌。但日本人对他的两个提议都不答应,认为如此有损日本尊严,而是让李经方到春帆楼去取文件。

和议条款非常苛刻: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奉天南部的凤凰厅、安东县、宽甸、岫岩州、辽阳、田庄台、营口等地以及台湾、澎湖列岛;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亿两;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给日本以最惠国待遇和新的特殊权益;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扩大内河航路,准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为了保证条约得到切实实行,日军占领奉天、威海卫,占领期间,军费由中国负担。而且规定必须在三日内答复。

李鸿章立即用两封电报将和谈条款上报清廷,同时与律师科士达商谈如何回复这份苛刻的条款。大清重金雇请的这位科士达律师是有名的亲日派,他与日本人互相配合,劝诱李鸿章接受这些条款。他告诉李鸿章,日本外务状师德理生来晤,密称:伊藤见李鸿章伤重,驰往广岛求天皇暂行停战,而左右武员不允,伊藤经过力争这才准了。至于约内赔费、让地各节,皆由武员力持,伊、陆不能强阻。空言开导,亦属无益。

清廷接到李鸿章的电报,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回复李鸿章说:日本要挟过甚,索费奇重,索地太广,万难迁就允许。

于是,李鸿章向日本提出了第一份长篇说帖,对和谈条件逐条驳复。但语气相当委婉,他希望以情动人,寄望于日本“通情达理”,放中国一马。

对割地要求,李鸿章认为和谈就是为和平,而割地只能增加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我国土地,列代相传数千年,是我无价之基业,一旦割去,举国上下必定饮恨含冤,日日思谋报复,以日本为永久之仇敌,对日本又有何益?”

对日本提出的三亿两巨额赔款,李鸿章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说明实在无此财力;再分析日本所费,不过一亿多两,而战争中俘获中国大批舰船军火,也应当折为现银,因此应该大大删减。对于日本提出的通商要求,李鸿章拿中国与列国通商条约对比,说明日本提出的条件太不合理,而且会引发列国效仿,中国损失太大。

最后,李鸿章提醒说:“今和局将成,两国将来数世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所以双方应该遵循天理,保全两国生人之利益福泽,方能克尽全权大臣之职分。日本现在国势正盛,赔款或多或少,占地或广或狭,都无关紧要。真正关系日本国计民生者,乃中日关系,到底是仇敌相向还是友好相处,为长远计,贵大臣不可不深思熟虑。”

看了李鸿章的长篇说帖,伊藤博文道:“李鸿章真是老奸巨猾,这篇文章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必须加以彻底驳斥,不然列国会以为日本以武力欺负中国,我们会在道义上受损。”

陆奥宗光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李鸿章精于辩论,如果日本回一个长篇驳斥,李鸿章必然又有辩解机会,反而有可能让他更占道理,博得他国同情,便道:“割地赔款本来就是霸道的要求,没有道理好论,也没有情面可讲。我们干脆就霸道到底,只要他表明接受还是不接受。反正只有二十一天的时间,他比我们更着急。”

伊藤博文仔细一想,拿烟斗敲着桌子道:“妙极了,应当如此。”

次日,日方提交一份照会:

现在查阅中国全权大臣所交之说帖,将中国自家为难之事详细陈述,并嘱日本全权大臣将和局条款再行细想,日本全权大臣殊为失望!总之,中国自家为难之事,并不在此次会谈应列之项,用兵以后所索之款,并非寻常议事所可比。中国全权大臣毋庸再有拖延,即将已交之和约底稿能否全数应允,或某某款不能应允,实在说明,如欲有更动之处,亦请写在条款中。

割地赔款这样的大事,李鸿章当然不能更不愿自作主张,因为稍有自主之嫌,必定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因此他将日本态度强硬、不好通融的实情电报朝廷。同时说明他自己的看法,日本所重在割地赔款两项,赔款恐怕要在一亿两以上,割地也恐怕不仅是台、澎。

接到李鸿章的电报,全班军机立即递牌子请见。光绪帝看罢李鸿章的电报后道:“李鸿章好像没有就台湾问题与日本人力争。”

“从电报上看,李鸿章大约有割台澎给日本的意思。奉天是大清龙兴之地,当然不能割,可是台澎两地,日军并未占据,凭什么要割给他们?”翁同龢对割地一向是极力反对。

“李鸿章去日本前就一再说明,割地恐怕难免,现在看日本人态度非常强硬,不割地恐怕没有了局。如果非要割地,割台湾与奉天相比,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孙毓汶则为李鸿章辩护。

翁同龢又道:“日军未占据台澎,却将此地割让,恐怕会失去民心!”

“割去台湾,则天下人心都离我大清而去,朕又有何脸面为天下之主。”光绪帝也深以为然。

翁同龢见状,矛头又对准李鸿章:“议和全权大臣自当为我国利益力争,朝廷应当给李鸿章旨意,让他能不割地就不割。”

“话不能这样说,李鸿章都挨了一枪了,忍着伤痛与日本人谈,还要让他怎么力争?能争他自然要争,这还用说吗?现在的问题是时间有限,日本人要我们答复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孙毓汶对此话甚是不满。

“答应不答应,答应什么地方,朝廷已经给李鸿章全权,他应当相机办理,总不能把一切都推给朝廷。”翁同龢又道。

闻言,孙毓汶则讥讽道:“我明白翁师傅的意思,我们只管在这里高谈阔论,骂名让李鸿章去背。不割地当然好,可是如果日本人打过来,京城不保,又该如何?”

看两人争执不下,恭亲王出来打圆场:“你们两个各有各的道理。应该让李鸿章全力与日本人争,同时又应该给他个答复,起码朝廷的底线应该让他知道,不然他一概否定日本人的和款,恐怕谈不出结果。”

底线是什么?如果非要割地,台湾远离京师,孤悬海外,被日本占据,威胁当然比奉天要小一些,奉天若被占领,那可是悬在京城后脑勺上的一把利剑。

“割让台湾是大事,必须面奏太后。”光绪帝说这话,是默许的意思。

第二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电报,先是责问李鸿章究竟有没有为台湾申辩过?然后又说“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何忍轻言割弃。若敌愿太奢,不能尽拒,该大臣但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李鸿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翁同龢等人必定是极力反对割地,但如何能够不割地又能阻止战争,他们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不愿割地,但又不能不割,所以把难题推给李鸿章,“着李鸿章派李经方前往,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

收到这份电报,李经方、伍廷芳、马建忠等人来到李鸿章病榻前商讨对策。李经方不满道:“朝廷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父亲已经挨了一枪,他们还怪我们没有好好争辩。不想割地,又没有阻挡日军的办法,让我们空口白话,怎么竭办申说?”

“朝廷是非要我戴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不可了。既要割地,但割哪里让我李某人说,到时候割地的责任我想脱也脱不了。”李鸿章感到眼睛有些发胀,然后开始头晕。他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睁开眼睛又说,“我被骂为卖国贼没什么,我老了,可不能让你们受累。你们放心,到时候我把责任揽到我一个人头上。”

其实这几个人临行前家人无不反对,因为签订和约必定是有过无功的差使。马建忠上前表示:“中堂放心,我们既然跟着前来,早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

李鸿章让于式枚起草一份电报,说明自己绝对不敢退避不言,必定竭力申说,能争回一分是一分。

李鸿章与朝廷的往来电文,虽然是用密码,但是早被日本破译,因此清廷的底线以及李鸿章的态度伊藤博文十分清楚。他决定再给李鸿章施加压力,把李经方约到他的寓所会谈,责备中方至今对和款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李经方说割地赔款两项,双方恐怕要进行一次会议。

“这不可能,你们必须明确回答行或不行,哪一条不行,想怎么改,必须明确地答复,明天是最后期限。现在休战期限仅余十一日,如因徒然浪费时日,以至于再动干戈,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伊藤博文以重新开战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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