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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马嘉礼云南丧命 李鸿章烟台签约（第3页）

“中国人不懂万国公法，自然不得要领。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中国人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他们缓不过神来。还有，目前中国人已经承认是他们的错，是他们杀害游历的马翻译官。应当让这件事成为铁一样的事实，要让中国人在各国面前承认是他们的错，这样其他国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于是两个人仔细设计，提了七条要求，包括优待驻京公使，整顿商务，派员护送英国驻华使馆参赞格维那等人赴滇观审，要求恭亲王奏明朝廷，降旨责备云南巡抚岑毓英办理滇案不利，还要求派出一名钦差到英国道歉，而且派钦差道歉的上谕要明发天下。

威妥玛把七条要求抄给李鸿章一份，然后带着原本直接进京与总理衙门交涉。总理衙门哪一条也不想答应，就与威妥玛打太极拳。到了九月份，威妥玛再次离京去了上海，做出一副绝交的样子，留他的秘书梅辉立与总理衙门交涉。而他在上海的报纸上，故意放出英国国内民情激愤，要求对中国开战的信息。

朝廷迫于压力，几乎全部答应了七条要求，责备岑毓英的上谕明发天下：“英国翻译官马嘉礼被害一案情节甚重，岑毓英职任地方，自应将详细情由迅即查明以昭信谳。乃时阅半年之久，未能确查具奏，实属不成事体。”

至于派出钦差专程去英国道歉，李鸿章建议朝廷不如趁此机会向英国派出驻英公使，一则这符合国际惯例，二则也比专程道歉好看些。现在威妥玛一再坚持要求派钦差去英国，不妨先发布将要派公使赴英国的上谕，至于公使何时起程，视情形而定。他向朝廷推荐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公使，朝廷尊重他的意见，很快发布上谕。

郭嵩焘本来已经任命为船政大臣，但他当年在广东与左宗棠闹到绝交，福州船政局又是左宗棠所创办，因此他托病不去赴任。李鸿章知道他的心思，就灵机一动推荐他出使英国。出使外洋是前所未有的差使，办好了容易见功，对郭嵩焘的前途大有好处。郭嵩焘未去赴任的船政大臣一职，他则再次写信给沈葆桢，推荐正在天津帮他办理洋务的丁日昌出任。一则丁日昌本来就善办洋务，任过江南制造局的总办，出任船政大臣非常称职。二则丁日昌是自己的好友，由他出任船政大臣，当然再好不过。

丁日昌南下之前，必须完成与秘鲁换约的事情。近一个月来，秘鲁使臣在英美等国领事的支持下一直坚持先换约，再论其他。丁日昌不胜其烦：“贵国如果没有换约的诚意，那就算了，丁某不再奉陪。”

他态度一强硬，秘鲁使臣反而态度有所缓和，表示希望见李鸿章一面，听听他到底什么意思。

“他要见我就见他一面，反正我不会松口，小小秘鲁国也想搭列强的贼船来要挟我大清，休想。”李鸿章对丁日昌说，“秘鲁最看重的并不是通商，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产品在中国销售，他们看重的还是华工问题。他从沿海骗去十几万人，自知理亏，所以急于签订通商条约，便于日后招揽华工。华工在秘遭受非人待遇，不借此机会让他们有个承诺，以后华工更无生路。”

第二天，秘鲁使臣来到总督署，李鸿章开门见山道：“贵使已经来津一个月，为什么还未曾换约，拖来拖去，究竟所为何事？”

“条约是去年已经商定，今年只是如期换约，贵国又提出额外要求，实不合万国公法。当年日本前来换约，要求有所更易，李中堂就是以这样的理由不允更改，只行换约，为什么到了秘鲁国就非要增加条款呢？”秘鲁使臣把责任推到了大清这边。

李鸿章冷笑一声道：“当年中日换约与中秘换约不同。当时大清并无违约之事，当然不容修改。可中秘两国去年已经签订专条，秘鲁国承诺一定善待华工，可是你们显然没有做到，当然不能换约。”

“换约之后，本国一定遵照条约办理。”秘鲁使臣还是坚持先换约。

“不，绝无通融余地。”李鸿章斩钉截铁地说道，“两国所关注，都在华工身上。所以，贵国必须向各国表明秘鲁善待华工的态度，然后才能换约。不然，我将把秘鲁虐待华工的行径照会各国，中秘不能换约的责任万国自有公论。”

秘鲁使臣见无商量余地，就问道：“大人的意思，应当如何向各国表明？”

“简单得很，你们向京中各国驻华使馆发一个善待华工的照会，并在上海新闻纸上刊发。如果再有虐待华工的事件，那就让列国来评论是非。”

丁日昌盯着秘鲁公使按李鸿章的意图照会各国后，两国正式换约，他则整装南下，去福州船政上任。冬天已近，北河即将封冻，李鸿章也打点行装，移督保定。

移督保定后，李鸿章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他奏请在湖北广济开煤矿的事得到朝廷批准，他从直隶练饷中拨出十五万串，湖北巡抚翁同爵也拨给十五万串，交盛宣怀开矿用。再一件是他奏请派游击卞长胜等五人赴德学习军事也获准，三月初，五人就已成行。不高兴的事也有，因为左宗棠一再呼吁西征缺饷，朝廷下旨准他借五百万洋债，又催令各省如期解拨协饷，凑够一千万两之数。左宗棠雄心勃勃，督师出关。而受此影响，每年四百万两的海防经费又成画饼，到三月底，北洋只收到三十余万两。要靠每年三十万两之数购买铁甲舰，那要到猴年马月？沈葆桢体谅李鸿章的难处，主动向朝廷提出以后海防经费先行解拨北洋，待北洋海防粗具规模、京师门户无虞后再转拨南洋。李鸿章当然要亲笔修书，深表谢忱。

三月初，他刚回到天津，马嘉礼案又出岔子，而且连他老哥也牵连进去了。

李瀚章到了云南，同意岑毓英调查结果，是野人杀死了马嘉礼，而且先后逮捕了十几名景颇族兄弟，在英国驻华使馆参赞格维那的观审下，景颇族“罪犯”全部画供。因为景颇族方言需要专人翻译，又因为洋人观审，因此又要再次翻译成英文，这中间要捣鬼实在容易得很。因此观审的格维那也没发现毛病。但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参与审讯的人员也并非全部对官府的盘算倾心相服。因此，第二天省城昆明就出现揭帖，揭露官吏在“会审”中利用翻译弄虚作假，质问钦差大臣为何制造冤案，诬蔑保家卫国的景颇族同胞图财害命。岑毓英慌忙派出差役，把揭帖撕掉。他也是有苦难言，一方面朝廷让他要善待洋人，同时又要预防洋人阴谋得逞。这个分寸实在难以拿捏得恰到好处，而十几年来，向来是出了中外纠纷，先拿地方官开刀。因此一涉中外事件地方大员总是先想卸责之策。幕宾中有人给他出主意，既然“野人”涉入其间，不妨把一切责任推到不受朝廷王化的“野人”身上。经过精心谋划，总算应付过去，就连钦差大臣李瀚章，也仿佛被蒙在鼓里——不知他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反正他同意联衔会奏，给滇案下结论：击毙马嘉礼是野人索要过山礼不成而杀人行凶，狙击柏郎则是当地居民见洋人“驮载甚多，复纠伙往劫”，实与官府无关，腾越厅官军及十八练武装均未参与其事。这一结论，把官府的责任撇清了，岑毓英也得以向朝廷交代，但罔顾柏郎带兵入境的事实，让本来应该是原告的大清成了切实的被告。

朝廷很快批准了两人的会奏，处理结果就是对十一名“野人”明正典刑，李珍国撤职查办。朝廷旨准之日，恰巧岑毓英接到母忧的丧讯，昆明人都说，是他枉杀人命而报应到他母亲头上。

不过滇案的会审结果，不但昆明人不服，英国人也不服。中国人不服的是，为什么抗击入侵的洋人不是英雄反而送了命。英国人不服的是，格维那得出结论，整个事件其实是官府在背后指使，总理衙门有意指示岑毓英，而岑毓英授意李珍国，李珍国再利用土练行凶。威妥玛接到格维那的这份报告，决定好好做一下文章。

威妥玛最所关注的自然是英国的商业利益，他的核心要求就是扩大通商口岸，减轻洋商税负。但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外交家，又具有精明商人的思维，他懂得外交也要讨价还价，你求二，才能得一。那么，在滇案中，最好面子的朝廷最在意的是什么？那就是朝廷和地方大员的面子。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要求：因为滇案审理不公，必须把岑毓英提到京中会审，钦差大臣李瀚章也要追究调查不实的罪名。

朝廷自然不允，堂堂二品大员按洋人要求提京会审，那成何体统？

威妥玛又以武力相威胁：“为了给朝廷留面子，不提审岑巡抚也行，但以下七条要求，必须全部答应。否则，本使就下旗回国，让军人来说话。他们要占据中国沿海哪些地方，作为滇案赔偿的担保，那本使也无能为力。”

总理衙门最怕的就是打仗，在与威妥玛和他的秘书梅辉立反复争辩后，大部分要求都同意了，最后集中在最关键的第六条。在这一条中，威妥玛提出，中国应答应洋货上交子口税后，不论华洋商人贩运洋货，均免征税厘。要增开奉天大孤山、湖南岳州、湖北宜昌、安徽安庆及芜湖、江西南昌、浙江温州、广东甲子、电白及北海为通商口岸。

总理衙门权衡再三，同意增开宜昌、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威妥玛没想到中国会这么容易就同意增开三个口岸，觉得不妨再施加压力，争取更多的利益。于是他指使秘书梅辉立在马嘉礼的赔偿上做文章。他当初提出二十万的赔偿，已经以十五万达成共识。梅辉立到总理衙门，突然提出这十五万只是马嘉礼被害的赔偿，不包括英国为此调动军队的赔偿。兵费赔偿多少，将由英国政府提出，几百万上千万中国都应当答应。

当时总理衙门入值的大臣是沈桂芬，对威妥玛出尔反尔十分愤怒，当即一口回绝。威妥玛当日下旗，宣称从前所议八条全作罢论，从天津乘轮船回上海，说要去请示国内如何办理。

朝廷再次惊慌失措，让李鸿章在天津拦下威妥玛，但威妥玛连天津领事馆也没入住，直接去大沽口乘轮船南下。于是，朝廷派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追到上海去劝说。

威妥玛气势汹汹回到上海，但国内的回复却很让他失望，因为英俄为争夺在巴尔干的霸权，已经闹得剑拔弩张，各大国舰队云集地中海，双方支持者大有一决雌雄的架势。英国政府要拿出全部精力应对巴尔干危机，训令威妥玛尽快了结滇案。威妥玛很是狼狈，但他已经把话说绝，没法再回北京。此时赫德受总理衙门所托来到上海，他正好借坡下驴。

威妥玛与赫德都是英国人，但两人职责不同，性格又差异较大，因此两人关系其实非常一般。威妥玛是驻华公使，完全代表英国利益，做事又咄咄逼人。赫德作为总税务司，则是大清的雇员，他是个中国通，很注意给大清官员留面子。他对威妥玛动不动以战争相威胁的做法十分反感，他认为把中国拖入战争，必定有损英国商业利益，而且如果因为战争朝廷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力，那么英国即使想谈判也找不到对手，对各国商业利益将是致命打击。

两个人一见面，就因政见不同而起了争执，最后赫德说道：“如果你一意孤行，我就将自己的意见电告内阁。”

赫德当然不希望中英谈判决裂，而且他也希望通过参与协调，向朝廷证明他的价值不仅在海关管理方面，外交上他也有一套。于是两人重新归于平心静气，讨论如何让中国做出最大让步。

两天后，赫德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经过一番努力，威妥玛答应在八条的基础上重新和谈。目前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大约十天后，威妥玛就到烟台去度夏，朝廷最好派出一位大员前往烟台与威妥玛详谈，这位大员应当有解决滇案的新主意，能够吸取过去谈判失败的教训，并明白中英两国力量对比强弱情形，不会意气用事，处事和气大方，有不免相让的地方不妨善让，不然枉费功夫。如果能够如此办理，有他居间调解，有望了结滇案。最后他告诉李鸿章——当然也是威妥玛告诉赫德的——“西国情形现为土耳其事，日有变动。英国朝廷愿趁此机会叫别国看明白，大英国既能在西洋做主，又可在东方用兵，随意办事。”

李鸿章对赫德深信不疑，立即上奏朝廷最好能接受赫德的建议，因为大清目前力量根本无法与英国开战。同时让薛福成研究滇案以来的所有交涉情形，对如何与英使议约拿出见解。

薛福成一直关注滇案进展，而且多次参加交涉，对整个过程十分熟悉，对英国人所求、李鸿章所担心以及威妥玛的心态等都算得上了如指掌，所以用了不到三天时间，他就将《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呈了上去。

他首先分析了双方形势，认为“方今英之富强，固非大清所能敌。而论天时地势，英必不愿启衅于中国。”因为俄国与英国争夺土耳其霸权，德国也有意兴兵侵并旁近小国，英国都不敢小视，不可能在东方再挑起战事。威妥玛动不动以兵舰相威胁，不过是他的狡诈计谋，实际上他也不愿真正开战。“威使在华数十年，近将归国，设因此兵连祸结，牵掣大局，彼将内为国主所尤，外为商人所怨。彼之本性，不过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欲乘此时迫胁大清，大得便利，以见好商人，为归老之荣耳。”至于英国调兵舰前来，十有八九是虚张声势，大清应该据理力争，不然英国会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反而更难以收拾。

因为薛福成知道李鸿章太过担心中英实力悬殊，连布防也不敢，专门上书分析说：“或谓设防而触其怒，不如示不设防以速其和。此断不可取。自古两国相持，备愈严则和愈速。诚宜密速调兵，节节布置，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威。敌船一到，饬我军严兵以待，斯时议和，自与无备者迥异也。”他建议从直隶周盛传淮军及各镇练军中抽调五千人，济宁铭军全部近万人，飞调北来。并密告左宗棠按兵不动，朝廷则同时公开颁布全部调回左宗棠西征大军的谕旨。沿海省份也要认真布防，而且如果英军真的登陆，不与他们争一城一池的得失，不妨以空城让敌。“彼航海远来，人数无多，不敢深入腹地，所占不过一二空城，又与吾民龃龉，动则疑惧。夫耗兵费以守空城，犹获石田也。而各口贸易为之停罢，则彼所损甚巨，久必然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