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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赖调停一误再误 敢冒险不宣而战（第3页）

“中堂错就错在怕战二字。我们是宗主国，出兵朝鲜理直气壮。日本增兵，我们也增，旗鼓相当的话，哪容日本如此嚣张？如果我们也派兵进驻汉城，再交给袁慰亭，也许快刀斩乱麻就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可是我们按兵不动，袁慰亭两手空空，英雄无用武之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落荒而逃。”周馥心中憋闷已久，索性一吐为快，“如今结果怎么样？中堂越怕战，人家越逼上来，越想避战求和，越是难以和。袁慰亭说得不错，抱定必战决心，反而易和；避战之情被人窥破，越是难得和平。如今，不幸都应验了。”

“你说我怕战，的确如此。水师官兵一直要求添快舰换快炮，可是数年来未增一舰，未换一炮，日本人却每年都添一两艘碰快船，真动起手来，北洋水师能不能取胜实在没有把握。北洋水师镇守京师门户，实在败不起！所以我一直说要取猛虎在山之势，就是千方百计保船制敌，让外人轻易不敢寻衅。北洋水师就是用来看家的，你让它到大洋中去打没把握的仗，不是太轻率了吗？我打个比方，北洋水师就好比拴在家门口的一条狗，有贼靠近家门时叫几声，把贼吓走就行了，如何能够解开锁链，让它去咬贼人？咬人不成，反被人当头一棒，从此门户岂不重新洞开？”李鸿章这样辩解。

“中堂的心思当然也不能说错，可让北洋水师与日本人放手一战，未必不能取胜！中堂一味避战，对前线将士士气影响太大，‘夫战，勇气也’，军队没了士气，比什么都可怕。”周馥对李鸿章的解释并不能苟同，“俗话说，没事不能惹事，事来了就不能怕事。左文襄公向来是豪气冲天，‘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季高’，跟着他打仗，绵羊也能成猎狗。我觉得，中堂在这一点上应当学学文襄公。”

“我学不来，也不去学。”李鸿章最反感别人拿他与左宗棠比，他实在不明白，只是一味强硬的左宗棠如何能得到这么多的赞誉？可见所谓的公论，也并不真正的公，“兰溪，还有一条你也应该想到，太后今年六十大寿，她肯定不愿兵连祸结；而围在皇上身边的就是一帮纸上谈兵的书生，动不动就要打。有人要和，有人要打，朝廷已经没有主见，势必要影响将来的战局。而那帮嚷嚷着要打的，就是从前限制北洋最起劲的那帮人，最看我李鸿章不顺眼的那帮人，也是停购北洋船械的那帮人，他们对我北洋深怀偏见，而且又不知兵，他们来主战，到时候不过是瞎指挥，于战局又有何益？我夹在中间受气，如何能够战而胜之？这也是我请列国调停、一力避战的主要考虑。”

“我反正说不过中堂，既然中堂拿定了主意，我就赴汤蹈火去办就是了。”

“我也不是非逞口舌之利非要说服你，我是想让你知道我的苦心，因为外人更不会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不管别人说什么，能让北洋少吃点亏，能让大清不掉到火坑里，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周馥心有不甘，但既然是李鸿章的助手，就要为他分劳分忧，因此皱着眉头起草请求撤兵的电报。

正如周馥所料，李鸿章撤回朝鲜清军的建议被严旨驳回，上谕说：“我军撤回一节，尤为荒唐。彼按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实在有伤朝廷体面。着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

撤军是有伤体面，将来恐怕是伤筋动骨！李鸿章心里虽这样想，但他对调停还不死心，派人去英国驻津领事馆打听，欧格纳与日本调停有无新进展。

欧格纳的调停也无实质的进展。英国人在中国和朝鲜都有商业利益，中日冲突，商务利益肯定受影响，因此他们不希望中日开战；当时在远东，英俄两国也在对峙，俄国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后，英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颇想利用日本来牵制俄国，因此绝对不可能为了中国而强逼日本撤军。当时日本与英国正在为修改《通商航海条约》讨价还价，为了获取英国在朝鲜局势上的支持，陆奥宗光顺水推舟，不顾国内强硬派的反对，指示在英国的谈判人员满足英国提出的某些要求，使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英国也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比如取消在日本的租界和租界行政权；废除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税率等等。

新条约签订对日本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意味着日本取得了与世界强国平等的地位。条约签订后，英国驻日本公使对陆奥宗光说道：“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要有利。今后中日若不幸发生战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希望得到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和附近作战的保证。”并正式提交了照会。

陆奥宗光兴致勃勃拿着照会让伊藤博文看，他笑着道：“由此可见，与其说英国政府有坚决采取一切手段维护东亚和平的决心，毋宁说是英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且抱着无从制止的看法。我看，可以放手在朝鲜大干一场了。”

“最后还要与中国人进行一次谈判，谈判最好以失败告终，而失败的责任，应当让中国人来负。”陆奥宗光到最后还不忘耍诡计。

谈判经过细心策划，由驻华临时代办小村去总理衙门谈，而不与天津的李鸿章谈。日本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二是若中国不愿参与，日本可独立承担此项工作。

与小村谈判的是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他在外交谈判上几乎是门外汉，他只记住上谕的说法：先撤兵，后谈判。因此小村一直在讲改革朝鲜内政的细节，而奕劻则一直咬定先撤兵一条不放。最后结果如日本所愿，谈判破裂。

次日，小村向清廷提交了一份强硬的照会：

查朝鲜屡起变乱，实因其内政紊乱之故。我政府认为对于该国具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中日两国，有帮助其改革内政之必要；因此曾向中国政府提出此项建议，不料中国政府断然予以拒绝；近日驻贵国的英国公使顾念睦谊，善意居中周旋，努力调停中日两国之间的纠纷，但中国政府除依然主张我国应由朝鲜撤兵外，并未提出任何新提案；似此情形，非中国政府有意滋事而何？事局至此，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

次日，也就是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并制订了作战计划。天皇特诏以主战著称的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恢复现役，接任海军军令部长，组建以伊东祐亨为司令官的联合舰队，并迅速到朝鲜西海岸巡弋，在丰岛或安眠岛附近占领适当地点作临时基地；命令入朝的大岛义昌做好战斗准备，并授以独自决定开战的权力。

陆奥宗光电示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大本营已经做出决战的决议，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

大鸟圭介接到国内训令，次日就照会李熙，要他驱逐中国军队离开朝鲜，限三日内答复。一边是不甘顺从的宗主国，另一边则是野心勃勃、虎视眈眈的日本。一直谋求独立自主的李熙采取了中间站的策略，他回复大鸟圭介，说中国退兵一事，应当由中国核办，朝鲜无力驱逐。大鸟圭介暗示他可以请求日军帮助驱逐，那样日本就兴师有名，但李熙不肯向日本请兵。

大鸟圭介大为不满，他顾不得一再标榜的尊重朝鲜为“自主之国”的伪装，立即召城外的日军于凌晨入城，他则亲率一个联队冲进朝鲜王宫，废除了朝鲜国王，扶持大院君重新入宫主政。

在控制王宫的同时，大鸟圭介又派兵攻占大清驻朝鲜总理通商事务衙门，扯下大清国旗，代办唐绍仪仓皇避入英国使馆。被废的国王李熙派出亲信化装乘轮船到天津报告李鸿章，说五百年来中国所赐御玺印物完全被日兵掠去，兵库里数十年所藏的洋枪洋炮也被夺走，内政完全由日本操纵。

如此重大的事件李鸿章不敢隐瞒，立即报到总理衙门。消息一经传出，舆论一片哗然，自明代就归属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已经失之于日本。这一切怪谁？千夫所指，皆聚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帝党的骨干和清流连夜集会商议对策，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促成朝廷主战。两天之内，主战的奏折就有五件。有的是联衔，有的是独奏，意思只有两个，一是必须下定决心，对日一战，认为“综计中日交涉以来，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朝鲜壬午之乱，我又代为调停；甲申之役，我又许以保护。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遗患，以至今日。于今之计，应急治军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二是指责避战求和的外交政策。李鸿章首当其冲，文廷式在奏折中说因为李鸿章是靠洋人起家，“故始终以洋人为可恃，而于中国治法本源，军谋旧法，皆不甚留意”。志锐则批评他“辄藉口于边衅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主战派笔锋所扫，除李鸿章还有前线将领，如叶志超等是“首鼠不前”“纵敌玩寇”；有中枢大臣，如孙毓汶等人则是“因循苟且、消极避战”，甚至还有奏折直指慈禧，说她“狙于庆典不开边衅”。

赫德也在总理衙门里说道：“日本人在万不得已时有断然采取最后手段的决心，而中国徒知在形势上威吓日本及朝鲜，缺乏在中日两国纷争一旦不能和平解决时最后诉诸武力的决心，而把太多的希望寄托于外交。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依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人一开始就占了便宜。”

光绪帝是忧中亦有喜。忧自然不必说，日本嚣张，而我束手无策。忧中之喜，则是眼见得因为主战，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他，而后党的成员皆被批得灰头土脸。他意识到，这一场战事是一个必须好好把握的机会。如果战而能胜，正如师傅所言，他将成为一言九鼎的真正天子。他将主战的奏折呈给慈禧看，慈禧自然不愿得罪清议，对光绪帝道：“他们说得对，对日本不能太示弱。”

光绪帝异常高兴，觉得太后已经与他一样开始主战，更让他欣慰的是清流的力量竟然可以改变一向强势、固执的太后！他为自己能终于找到一股抗衡太后的力量而沾沾自喜。这天，他与总署大臣商议完后，下达的口谕相当强硬、自信：

至此，李鸿章已经没有选择，只有增兵朝鲜了，但他依然幻想着中国军队能够通过克制而避免战争。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效法欧美，一定会坚守国际法。他电令入朝的清军统领直隶提督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就理屈，切记，切记。”

空口白话无用，现在入朝清军最盼的就是援军。李鸿章已经决定增兵，但如何运兵入朝？走陆路要绕渤海一个大圈，太慢，缓不济急，最快的办法就是用轮船从天津运兵入朝，而且不能用中国轮船，因为有可能遭到日本袭击。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建议可以高价雇请英国商船，日本绝对不敢袭击。李鸿章深以为然，并责成盛宣怀高价雇请英国“爱仁”“飞鲸”“高升”三艘商船，盛宣怀参与制定了赴朝日程：

爱仁号，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下午开，载兵一十人，其他人员一百一十五人。

飞鲸号，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晚上开，载兵八百人，其他人员约三百人。

高升号，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早晨开，载兵九百三十人，其他人员一百六十五人。

北洋舰队派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组成护航队，由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带队护航。黄浩胜也随舰护航，他提醒方伯谦道：“舅舅，我是管枪炮的，到时候如果遇到日舰，我就下令开火。”

方伯谦一口回绝：“那怎么行？如果我们先开炮，就会落下衅自我开的口实，李中堂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

“那非要等日舰先开炮吗？日舰都是速射炮，本来就比我们射速快，我们岂不是吃亏更大？”

方伯谦没法回答外甥的问题，于是他向丁汝昌请示。丁汝昌回道：“现在中日两国并未公开宣战，各位切不可轻举妄动。但若日舰首先开炮，你等可纵兵回击，岂有束手待毙之理。”

听了这话，黄浩胜愤愤不平道：“还是要等日本人打了我们，我们才能还手。其实，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驻朝衙署，而且占据了朝鲜王宫，这和开战有什么两样？依我，见到日舰就打他狗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