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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郭嵩焘出使挨骂 盛宣怀购买铁路(第1页)

第十二章 郭嵩焘出使挨骂 盛宣怀购买铁路

李鸿章回到天津不久,督署便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他是向李鸿章兴师问罪来了。

张佩纶是直隶丰润人,父亲张印塘在安徽当按察使时,与正在家乡办团练的李鸿章相识,因此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可惜张印塘不久后就战死了,留下只有七岁的幼子张佩纶。幸得李鸿章资助,张佩纶得以扶棺回乡葬父。因为这个原因,张佩纶视李鸿章为恩公。张佩纶与家人四处漂泊,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因此发奋苦读,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四年一度的翰詹人员大考,他以二等第三名被破格提拔为翰林院侍讲。当时朝廷改元,下诏求言,张佩纶上疏陈言,虽然了无新意,但慷慨激昂,文采风流,被军机大臣李鸿藻赏识,收入门下。

李鸿藻是同治帝的师傅,深得慈禧信任,他得以入军机,是专为牵制大办洋务的恭亲王。只是恭亲王内有军机文祥、沈桂芬、宝鋆和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毛昶熙等人的支持,外有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丁日昌等洋务大吏的奥援,李鸿藻实在是势单力薄。他的办法就是笼络翰林及言官,这些人虽无实权,但位居清要,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影响力也不可小瞧,被世人称为清流。他们傲视王侯,以直言敢谏著称,笔锋所指,每有官员倒霉。慈禧有意以清流来牵制恭亲王,因此对清流多有提携,以致很快成了气候。市井笑谈,已经有清流四谏之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张之洞,编修宝廷、黄体芳;又有青牛之比,说李鸿藻是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专用来抵人,陈宝琛为清牛尾,宝廷为青牛鞭,邓承修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在海防塞防大讨论中,针对李鸿章等人提出的大办海军、大兴商务、兴修铁路、改革科举等主张,众清流交章弹劾,向朝野显示了不可小觑的力量。李鸿章对朝野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自然对清流力量十分关注。他的评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又无可奈何。

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增开通商口岸、优待各国公使、派出驻英公使等等,又引发清流群起而攻之。张佩纶也多有不满,但因视李鸿章为恩公之缘故,没有上折弹劾,而是选择到天津来“向李中堂面教”。李鸿章接到报告后,对身边的薛福成道:“张幼樵兴师问罪来了。”

薛福成笑道:“中堂是幼樵的恩公,他哪里敢问罪?”

李鸿章摇了摇头:“他被李兰荪收入麾下,对我们这些办洋务的自然是看不顺眼。幼樵本来学问就好,老泰山又是藏书大家,只可惜学问用错了地方。”

张佩纶的岳父朱学勤,当了十几年的军机领班,一向为恭亲王倚重。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嗜书如命,遇有好书便倾囊相购,藏书数万册,张佩纶因此读到了许多世间难得的珍本,学问更是今非昔比。李鸿章爱才心切,有意笼络张佩纶,期望这员清流干将能够为其所用。

张佩纶时年二十七岁,已经名冠京师,顾盼自雄。他视李鸿章为恩公,已经极力收敛,但咄咄逼人的气势仍然扑面而至:“中堂与英夷签订《烟台条约》,都中颇有议论。中堂有恩于晚生,晚生不能不如实相告。”

“我为大清避免了一场战祸,都中竟然还有议论,都议论什么?”李鸿章是明知故问,清议是怎么指责的他都预料得到。

“议论很多。比如增开通商口岸,清议认为洋人深入内地,难免使大清江河日下。”张佩纶拣了条例子说道。

李鸿章辩道:“威使要求增开十余口岸,我费尽心思,磨破嘴唇,减至四个,已是竭尽全力。何况,增开口岸通商也并非全然坏事。”

“洋人货物行销内地,夺民生机,怎么不是坏事?”张佩纶不以为然。

“洋人货物进口要纳子口税,对朝廷筹饷有利。近年来各通商口岸海关税收年年增加,已经是朝廷最稳固的一项收入,西征借债担保以及南北洋海防,无不依赖海关收入。再说,洋货行销的同时,洋人也购买土货出口,土货销量大增,自然也是增利于民。”随后,李鸿章给张佩纶讲西方各国互相通商、以商致富的情况,既然大清大门已经打开,想关闭已经不可能了,只有千方百计发展工商业才能与洋人争利,于国家有利。李鸿章以伯相之尊,娓娓道来,张佩纶眼界大开,虽然一时不能完全明白,但也无从反驳。

“派驻英公使一事有辱国体。我中华上邦向来是四夷来朝,如今再派使臣驻英国,岂不等同于朝觐洋夷?”张佩纶见辩不过李鸿章,便转移了话题。

“幼樵,说句不该说的话,中华是不是上邦,不是我们说了算。英、美、法、意等国远在万里之外,从来不曾来进贡,我们凭什么说是他们的上国?再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是他们的上国,如今人家的坚船巨炮虎视眈眈,我们这上国却无力抵御,还算什么上国?何况这些国家向来都认为彼此平等。他们之间平等,与我大清也是平等之国,没有上下之分,只有靠条约来互相约束。”李鸿章依然是不急不躁。

张佩纶对此却无法苟同:“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些洋夷之国,据说还在茹毛饮血。”

“他们是不是茹毛饮血且不去论,各国互派公使已是万国公例。所派公使,也是为了保护侨居的本国之民。譬如英国公使和领事,一遇中外纠纷,他们便出头为英商说话。在西洋各国互派公使不仅是定例,也是一种权力,一国不让另一国派公使,反而是失礼的行为。”李鸿章缓缓解释道。

“我国百物充盈,百姓自给自足,自然无须去他国,也就不必派公使;洋人国家穷困,所以要到我中国来经商,因此他们才派公使。都中清议,没有人以派公使为然。郭侍郎如果答应去英国,恐怕会身败名裂。”张佩纶又道。

郭嵩焘是李鸿章推荐出使英国的,因为滇案一拖再拖,因此一年多未能成行。如今《烟台条约》签订,按条约大清必须派出使臣前去道歉同时兼充驻英公使。这项差使竟然有可能令郭嵩焘身败名裂,李鸿章有些不太相信。

“中堂应当听说了,清议对郭侍郎多有非议。”

京中舆论对郭嵩焘即将出使英国一事,岂止是非议,简直是众口声讨。大家一致认为,夷人如猪狗一样是不可理喻的,大清派使臣出去,无异于古时候被扣的人质,“徒辱国格而已”。甚至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帖在郭嵩焘的住处——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闻言,李鸿章感叹道:“按万国通例派出公使,怎么会如此辱骂?真是不可理喻。”

“所谓万国通例,不过是蛮夷国家的通例,我朝典章制度尽善,何必去父母之邦,学洋人之皮毛?十余年来,事事以洋人为师,正是最可虑、最可耻之处。洋人之所长在机器,大清之所贵在人心。机器不过万物之末,人心才是根本。我们学到了洋人之末,丢掉了尧舜周孔之道,文官无忠谏之臣,武将无敢死之士,就是学到了机器枪炮之流,又有何用?”张佩纶以为自己抓住了根本,侃侃而谈。

“大道理我不必讲,我就问你一句话,洋人持洋枪,我持刀矛,就是忠谏之臣,敢死之士上阵,也不过是送死。那你说,洋人的枪炮该不该学?”李鸿章对张佩纶的固执十分不快,都中盛赞的人才竟是这样的见识,真让英雄气短。

“那我问中堂,如果一个胆怯萎缩之辈,心中无忠义之气,手中就是握有洋枪,一冲锋陷阵,便充枪而逃,那洋枪洋炮又有何益?”张佩纶毫不退让。

“要论打仗,毫不谦虚地说,你们在我面前都是鲁班门前耍大斧,当年我在上海与洋人苦战之时,你不过是十几岁的娃娃。就连京中诸位放言高论的翰林台谏,又有几人在阵前拼过命?如果不是洋枪洋炮,淮军如何能够以沪平吴,又如何能够平定得了捻子?”李鸿章已经有些不悦了。

张佩纶立即反驳:“既然如此,大人为何又对洋人一再忍让,不仅要增开口岸,还答应云南通商,又允许洋人观审案件,又要派公使去英国道歉,大人办理外交,是不是太向洋人示弱了?”

“此言差矣!”李鸿章听张佩纶把一切归咎于他的软弱,终于忍不住发火,“该不该向洋人让步,不是我想让就让得了,也不是我不让就能坚持得了,这一切都因国家太弱。我国军力安内尚可,攘外则毫无把握。英国陈兵沿海,我们连一艘铁甲也没有,不答应又能如何?如果洋人十几年前的故伎重演,兵临京城,请问各位可有谁挺身而出?难道要让皇上太后再次西狩热河?”

“大不了迁都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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