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咱们第一件要干的事是什么?”冯子材故意问道。
“你说呢?”潘鼎新笑着不答反问。
“当然是向朝廷报捷!”
此言一出,两人哈哈大笑。
一会儿捷报拟就,潘鼎新出声念道:“计自初六至初八日之恶战,实历三昼夜之久,而后大获全胜。此次大捷,斩敌千余,并夺取枪炮、弹药、饼干无数,法夷尸横遍野,器械尽弃,魂飞胆破,足以慑敌胆而振天威。”
斩敌千余明显是虚夸,但虚报战功一贯如此,何况以此上报正可慰九重之心。所以潘鼎新欣然命笔,与苏元春、冯子材联衔上奏。
战场的形势从镇南关大捷开始发生了逆转,清军三天后攻克文渊,再三天又攻克谅山,尼格里也受了重伤。而进攻镇海的法军舰队,不但不能攻克镇海,而且舰队司令孤拔也受了重伤。法军水陆皆败,消息传回巴黎,舆论大哗,在一片反对声中,发动战争的茹费里内阁倒台。
李鸿章得到消息,立即上书总理衙门,希望乘胜即收,尽快与法国人和谈。驻英公使曾纪泽也发电报,建议尽快议和。清廷指示赫德,令巴黎的金登干与法国人商谈停战议和。
四个月前,法国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海关负责为台湾海面灯塔供应给养的巡船“飞虎”号被法军扣押,他令金登干以讨还“飞虎”号为名,赶赴巴黎,直接与茹费里接触,并自作主张提出了中法和议的草案。但是,当时茹费里寄望于军队获得更大的胜利,因此根本不理会金登干。
当法军攻克文渊、谅山、镇南关等地后,朝廷议和的声音又起,总理衙门也开始注意起赫德来,慈禧则下口谕,可给赫德全权,让他以津约为基础,与法国人谈。赫德非常得意,给茹费里写一封亲笔信,说:“目前的谈判,完全在我手里,我要求保守秘密,并不受干预,皇帝已经下旨,令津、沪、闽、粤各方停止谈判,以免妨碍我的行动。”
赫德获得清廷如此信任,茹费里对他十分欣赏,并让金登干转达他的意思:“我对赫德爵士给我的希望,感到满意。我同意只通过一个唯一的居间人——即赫德爵士来发挥桥梁作用,并对每一件事保持极度秘密,直到我们恢复公开谈判为止。”
茹费里内阁倒台后,谈判搁置,等新内阁一成立,总统立即命外交部次长毕乐与金登干谈判,并立即草签了《中法停战条款》,约定双方立即停战,以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的天津条约为基础派出全权大臣谈判。
朝廷接到金登干已经签订停战条款的电报,立即电令前线停战,并撤回边界。张之洞首先反对,他回电说:“停战可,但撤回边界不可。若攻克河内,全局可振!”
最受不了的是前线将士,正在势如破竹,进军河内,却收到停战撤回边界的严旨。冯子材给张之洞拍电报,要他奏请朝廷,“诛议和之人”,并以岳飞朱仙镇大捷后被十三道金牌召回自比,在电报中叹息,“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
慈禧也想趁胜既收,下令道:“严旨给张之洞,若不遵旨停战,必严惩。”
法国全权公使巴德诺到达天津,李鸿章立即与他谈判。不过谈判完全是深得慈禧信赖的赫德在背后操控,他提出的每条建议,总是先通过总理衙门呈递慈禧,慈禧同意后再由总理衙门电告李鸿章。李鸿章大发牢骚,称自己无异于“二赤”(指赫德)手中的玩偶。
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
(一)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凡有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章程,或已定者,或续立者,现时并日后均听办理。
(二)在中越边界上指定两处为通商口岸,一处在保胜以上,一处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在此居住,法国亦可在此设立领事。
(三)法国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
(四)订约后6个月内,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会同勘定中越边界。
(五)中国日后修造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
(六)法军撤出基隆和澎湖。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列强作战后唯一没有割地赔款的条约。李鸿章虽然对赫德不满,但能够签订这样一个条约,结束两国的战争,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上奏朝廷说,数年来法越纠葛,一朝结束,从此和平可期、徐图自强,值得额手称庆。
对这个条约,周馥很不满,他对李鸿章道:“中堂,我们打了胜仗,还是丢掉了越南,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法国人三年前就是这么个要求,我们没答应,打了两年仗,我们却答应了,这又是何苦。”
李鸿章摇头道:“是啊,真是自讨苦吃。当初我就反对为越南与法国人开仗,如果当时朝廷采纳我的建议,结果和现在一样,可是免了两年的战事,省了千把万两银子的开销,可是都嚷嚷着要打,骂我是汉奸,是卖国贼。”
“中堂,我的意思并不反对当初与法国人开战,为了大清的藩属国开战是应当的。我反对的是,明明已经把法国人赶出了北圻,这时候却议和。议和也无不可,那就要法国人退出越南,至少要保住宗主国地位。法国人败了,反而他想要的都得到了。”
“兰溪,你这个想法就有问题,法国人陆地上败了,可是台湾还在他们封锁当中,如果继续打下去,我们水路必然要败,他们提出割让台湾,我们岂不损失更大?”
周馥不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中堂,打下去我们未必败,台湾海峡那么宽,他想封锁没那么容易。”
周馥无话可说,但心里却想:中堂不过是怕法舰北上,你这北洋大臣招架不住罢了。
中国在越南战场上的胜利也震撼了日本,让他们不敢狮子大张口。全权大臣参议卿伊藤博文认为,中国在朝鲜驻有重兵,是日本难以谋求更大影响力的主要障碍,因此他所负使命,就是设法让中国军队退出朝鲜。然而在伊藤博文看来,这个要求恐怕很难达到,因为朝鲜奉中国为宗主国,一旦有事请宗主国出兵,是几百年的传统,而且国际社会也普遍认同中朝的这种特殊关系。
时年四十五岁的伊藤博文,出身贫寒人家,幼年时当过仆役,后来赴英国留学,回国后积极参与倒幕运动,成为明治维新的知名干将。此后又游历欧美,因明了世界大势,被任命为参议卿。他长于外交,而且非常了解中国人怕战求和的心理,因此建议天皇下令征召士兵,做出一副要决战的架势,而他随行人员中,添加了与谈判无关的武职多人,而且特别叮嘱,这些武官一路上要不断打探清军的军情情况,到天津大沽下船登岸,第一件事就是去大沽炮台侦察,有意让清军发现并遭驱赶。
伊藤博文先到北京与总理衙门交涉,正赶上中法和约签订,总理衙门一片喜气洋洋。总理衙门的人都知道日本人难缠,谁也不愿与他多说话,出于礼节,总理衙门大臣孙毓汶出面,告诉他朝廷在已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请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鸿章谈。
伊藤博文一行入驻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一行人都为此次谈判发愁,因为中国在越南战场上的胜利,无疑使日本人谈判失去了一个大筹码。几个人商议是否要修改明天谈判的要求,伊藤博文则道:“是要修改,但不是降低我们的要求,而是要让我们的要求更苛刻。”众人都不解,他解释道:“很简单,你想得到一个次等的结果,非提出一个上等的要求不可。”
第二天,伊藤博文一行赴天津总督署,李鸿章并未出面,而是让帮办北洋事务吴大澂及天津海关道周馥出面。伊藤博文提出三条要求:一是撤走中国朝鲜驻军;二是议处中国驻朝统将,因为他们挑起朝鲜事端,而且军律不严,纵容士兵抢劫日本商民;三是偿恤日本难民。周馥看了这三条后道:“真是异想天开,你日本人在朝鲜做见不得人的手脚,却来大清要这要那,真正是岂有此理。”
第二天李鸿章会见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把他的谈判要求增为五条,亲自交给李鸿章。李鸿章接过去看也不看,扔到一边道:“听说贵使曾经周游欧美,可谓见多识广。不过我要问贵使,可有哪国公使人员教唆发动政变,又有哪国公使像贵国一样,三四年间两次自焚使馆,仓皇逃回国内,贻笑万国?”
伊藤博文早就听说李鸿章口才好,不好对付,今天一开口果然是咄咄逼人。便回应道:“我国公使并无教唆朝鲜政变,更没有自焚使馆,本次使馆被焚,全是朝鲜乱民所为。”
李鸿章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中国有句俗话,吃烧饼喝凉水,各人心里有底。贵国公使没有参与朝鲜政变,那么为何会与朝鲜的乱党在一起,而且是与乱党一起逃回日本?如你所说,如果日本使馆是被朝鲜百姓所焚,那我倒要问一句,贵国公使为何令朝鲜百姓如此憎恨?如果不是贵国公使行为不检,两次使馆被焚又该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