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子和大小诸侯们对开垦私田的行为异常恐惧,视其为不守礼法的“大逆”举动,严下诏令:百官公卿敢开垦私田者,削夺其官爵。国人敢开垦私田者,没收其财产,将其全家贬为野人。野人敢开垦私田者,将其全家贬为奴隶。
奴隶是身份最低贱的人,甚至不被视为人,而被视作会说话的畜牲。野人的身份虽低,尚可保持着家室,尚有一处栖身的草舍,尚被称之为“人”。奴隶则什么也没有,一切都属于主人,像牛马一样被主人役使,像牛马一样被卖来卖去。为了防止奴隶逃跑,有时主人们会用枷锁套在奴隶身上,用皮鞭驱赶着奴隶。
平日,奴隶们分男女关在不同的石室中。春季时,主人会挑出奴隶中壮实的男女,让他们配对,以生下小奴隶,增加主人的财产。壮年奴隶最值钱,幼年者次之,老年者最贱。
奴隶们一般不从事农耕,主要是充当各种工匠,以及放牧牛羊。年轻貌美的女奴则被训练成歌舞乐女,成为主人们寻欢作乐的工具。后来国人中有了富者,将其买得的奴隶用来耕种私田,获利甚多。
这种耕种田地的奴隶一般都有家室,待遇稍好。许多公卿百官家的奴隶都逃到乡邑,情愿充作国人们的农耕之奴。对于这种不花钱的农奴,国人们大力欢迎,并多方庇护。公卿百官都住在城邑里,到乡邑中去抓获逃奴不甚方便,以致所拥有的奴隶愈来愈少,大受损失。公卿百官们把逃奴日多的原因也归于私田的开垦。因此,公卿百官们虽也拥有许多私田,却大都坚决支持禁止开垦私田的诏令。但是国人和野人们,却是坚决反对禁止开垦私田的诏令,甚至不惜为此造反。
在开始禁止开垦私田时,周天子和大小诸侯们曾一度占得上风,夺得国人和野人们的许多田地。只是随着礼法日渐崩坏,禁止开垦私田的诏令愈来愈难实行。各国争战不休,耗费巨大,急需军赋补充。许多诸侯国被迫允许私田的存在,征收私田之赋,以充军用。晋国、齐国、楚国,甚至遥远的吴国都允许私田的存在。
由于私田可以代代传袭,便于积累,许多人因此愈来愈富,私田也愈来愈多。另一部分人却愈来愈穷,以致失去了田地,只好租种别人的私田。
富者国人居多,也有野人。穷者自然是野人居多,却也有少许国人。愈到后来,国人与野人的分别愈是模糊,倒是富者和穷者的分别,越来越明显了。各诸侯国为了更多地扩充军卒,也不甚分别国人野人,凡是奴隶之外的丁壮,统统充作军卒。于是,各国私田无不繁茂,而公田却长满了野草,渐成荒地,消于无形。公田本是公室收入的主要来源,公田荒废之后,公室的收入除了市税外,就只能在私田上打主意了。
“井田”之制在大多数诸侯国中已自然崩溃,所有的田地都成了可以父子相传的私田。原有的军赋之法已不能实行,各诸侯国纷纷采取了按亩征收赋税的新方法。最先实行这种新方法的是宗室之首的鲁国,始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称为“初税亩”。史官们对这种新方法极为厌恶,称其败坏礼法,是为了剥夺国人的财富。但这种新方法却使公室所得的收入成倍提高,各诸侯国争相仿效。“初税亩”的实行,使私田正式被公室承认。为了多得收获,各国百姓大力垦荒,田地之数成倍增加,各种物产也成倍增加,贸易、百工之业,亦是繁盛无比。
秦国地处西陲,又被晋国封闭,中原各诸侯国的新法,往往无法在其国中实行。在天下各大国中,秦国唯一保留着“井田”之制。然而私田盛行之风,秦国却不能避免,以致公室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减少。
最拥护“井田”制的,是秦国的执政大臣,其实,拥有私田最多者,也是这些执政大臣。保留着“井田”制,私田就不合于法,因而也就不用交出任何赋税,使执政大臣们得利极多。秦国国君势弱,而执政大臣势强,国君并不能以开垦私田之罪处置大臣们。
历代秦国国君,也想废除“井田”之法,改行列国通行的按亩征收赋税的方法。只是每次国君才提出废除“井田”就被大臣们顶了回来,总是无法实行。此刻秦简公听嬴菌又提起了废除“井田”不觉犹疑起来:“废除‘井田’当然好,只是我秦国大臣俱不赞成。恐怕寡人变革国政不成,反倒……反倒会惹出不测之祸。”
“不然。如今秦国已危在旦夕,国亡臣子亦亡。大臣们不会在这个时候反对变革国政。”嬴菌说道。
秦简公昕了,默然无语,隔了一会忽又问道:“若非国势如此,大夫会给寡人上书吗?”
“不会。”嬴菌坦然说道,“微臣心许先君,对主公不甚诚敬。然国势已危,我秦国君臣若仍是像从前那样互相猜疑,则必亡于魏国。微臣身为秦国宗室,岂能坐视秦国灭亡?”
“那么,大夫现在能否忠于寡人?”秦简公逼视着嬴菌,一字一句地问着。
“秦国到了如此危难境地,臣还敢不忠于主公吗?”嬴菌反问道。
“好,你问得好!你说,如果有臣子在此时此刻,还怀有叵测之心,寡人该当如何?”秦简公又问道。
“应该立刻将那臣子处以车裂之刑,并诛灭他的全族。”嬴菌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好!”秦简公又是大赞了一声,忽地从席上站起,对着嬴菌施了一礼道,“这秦国的变革大事,寡人就交给你了。寡人只管治军,别的一概不问。”他说到做到,次日即拜嬴菌为左庶长,执掌朝政。自己则住进了军营中,日夜操练士卒,研习兵法,不多问朝政之事。
嬴菌执掌大权后,先没有急着进行田亩之制的变革,而是连着做了三件秦国上上下下都十分称赞的事情,既稳定了朝中的乱象,又笼络了民心。
首先,嬴菌将他的全部家产拿出来,抚慰阵亡军卒的家属,并宣布,野人曾从军者,升其籍为国人;国人曾从军者,免其三年应纳之赋;阵亡者,免其家属应纳之赋十年。
接着,嬴菌又宣布,盗贼凡自首者,可免其死罪,发往洛水岸边修筑城堡、烽火台,以抵挡魏国的攻击;凡修筑时出力多者,如军功论赏。
最后,嬴菌宣布,国中卿士百官及吏卒等人,出行之时,俱可佩带剑戈自卫。秦国与中原相距较远,剑戈等利器不易获得,故剑戈等利器都收在武库中,私人不得佩带。因此,即使是卿士百官出猎之时,也只能带着弓箭和大棒及石斧、石戈等粗笨武器,唯有国君行猎之时,才可以携带剑戈等利器。近来因秦国盗贼大起,卿士百官和吏卒们由于缺少利器,常被盗贼们杀死。大臣们不止一次上书,奏请允许百官自置利器,都被秦简公拒绝。
嬴菌在得到了国中上上下下的拥护后,才开始改革国政,效法中原各国,废除“井田”之制,按国中田亩的实数收取赋税。其赋税之额为“什一”之税,即田中所产的禾物,每十石中须上交公室一石。秦国的这种变革,被国人称之为“初租禾”。
在面临着魏国的强大威胁下,秦国众大臣虽然不愿实行“初租禾”之法,却也不敢公然反对。“初租禾”的实行,使开垦私田成为合法的举动,吸引了大量贫困的百姓。山林中的盗贼纷纷自首,以求在修筑城堡中立下军功,得到赏钱,然后购买农具回到家乡开垦私田。一些中原之地的奴隶闻听秦国荒地甚多,亦争相逃到秦国,开垦私田。不过五六年间,秦国的田地已扩充了数倍,洛水沿岸也筑起了坚固的城堡。
田地多了数倍,公室所收的赋税,同样是增多了数倍,秦简公大喜,派人从楚国购来犀甲,从越国购来剑戈,从韩国购来强弩,大力装备军队,意欲反击魏国。秦简公试探性地向魏国攻击了一下,结果秦军一遇敌兵,就狂奔而逃,溃不成军。周围的戎夷之族见秦军如此不堪一击,纷纷袭扰秦国的城邑,劫掠百姓,威胁秦国的后方。秦简公大感头疼,只得又召见嬴菌,商谈本不属于嬴菌过问的军机之事。
嬴菌道:“我秦军非不勇悍,只是屡败于魏,畏魏如虎。当今急务,是为激励士气,消除士卒的畏魏之心。”
“如何才能让我秦国士卒不怕魏军呢?”秦简公问。
“微臣当年出使韩国时,和侠累私交甚好。如今侠累已执掌韩国朝政,有决断之权。微臣可派密使与侠累相谋,请侠累调开秦、韩边境的军卒,让我秦国从其国境穿过,直扑魏国都城。魏国锐卒俱在边境,必然不敢与我大军对抗。如此,我秦国大军在魏国境内直进直出,如入无人之境,士气定会大振,国威亦是扬于天下矣。”嬴菌献上了一计。
“妙!”秦简公听了大为高兴,立即让嬴菌派密使到韩国去见侠累,他则亲率战车千乘,甲士十万,悄悄移到韩国边境。待到侠累果真将边境军卒调开了,他立刻挥军直扑魏国。
魏国万万没有料到秦军会突然从韩国境内杀至,果然不敢接战,紧闭城门。秦简公在魏国都城下耀武扬威一番后,立即回军,稍作休整后,就杀奔西河而来。在秦简公的料想中,魏国的都城受到威胁后,必然会将西河军卒调回。他则趁西河空虚之时,率大军猛攻,一举夺回这块关系着秦国存亡的要地。
秦简公熟知兵法,明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道理,在西河之地派有许多密探以随时了解西河之地的情势。而西河之地传出的消息,对秦国极是有利:西河的锐卒已尽行东去,所剩唯本地之兵,且多为迁移的罪徒,战力不强。
在西河诸城中,临晋邑最为重要,其城原为大荔戎族之都,地控四方,形势险峻。如果攻占了临晋邑,就可控制要路,进一步攻占整个西河之地。
临晋邑离洛水很近,渡过洛水就攻到了临晋邑城下。秦简公率领大军行至洛水岸边时,天色已是昏暗,依照列国行军惯例,到了这时就应该扎营安歇。秦简公想取得突袭的威势,命士卒日行四舍之地,使士卒们倍感疲倦,也该扎营安歇了。但是秦简公却亲自擂着战鼓,命令士卒强渡洛水,直扑临晋邑。正当天旱之时,洛水很浅,天气又不算寒冷,士卒们可以很容易地涉水而过。见到国君亲擂战鼓,秦国军卒们顿时士气大振,忘了疲倦,呐喊着向对岸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