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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去经年物是人非（第2页）

是那位教区牧师！是老贝特顿，过去那位牧师——更确切地说，从我记事起到1904年前后，他一直是牧师。尽管他的头发已经雪白，可我还是立刻就认出了他。

他没认出我。我只是一个身着蓝色西装的观光者。他对我说完“晚上好”之后，马上开始了那套早就说惯了的词——我是不是对建筑感兴趣，这座古教堂很不寻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撒克逊时代等等。很快，他就步履蹒跚地带我四处参观了，比如通向盛器收藏室的诺曼式的拱廊，在纽伯瑞战役中牺牲的罗德里克·伯恩爵士的铜像。我跟着他，脸上露出中年生意人被人家领着参观教堂或者画廊时惯有的那种唯唯诺诺的表情。我要告诉他我早就知道这一切了吗？我要告诉他我是塞缪尔·保龄的儿子乔治·保龄吗？即便是他不认得我，但我的父亲他肯定是认识的，我不但听了他十年的布道，还去了他的坚信礼班，甚至还成了下宾菲尔德读书俱乐部的会员，为了讨他欢心，还读了《芝麻与百合》。不，这些我都没告诉他。我只是跟着他，四处转，不时含糊地做着回应。当有人告诉你这个或是那个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觉得它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古老时，通常就会有我一样的表现。从我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就已打定主意，让他觉得我是个陌生人。我尽快找到机会，大大方方地在教堂募捐箱里扔下六便士，然后就离开了。

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终于见到了个熟人，为什么不多说两句，拉拉家常？

因为时隔二十年，他容貌上的变化吓坏了我。你猜到了，你可能会想他变得老了。其实，并不是这样，他变得年轻了。我突然对时间有了些许了解。

我觉得老贝特顿现在有六十五岁了。这么算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是四十五岁——刚好是我现在这年纪。如今，他的头发都白了，埋葬母亲那天，他的头发还有灰的，就像修面的刷子。见到他的那一刻，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变年轻了。我本以为他会变得很老，很老，可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老。小时候，我总是觉得，那些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都是糟老头子，他们是那么老，彼此间几乎没有什么分别。在我现在看来，一个四十五岁的人似乎比这位六十五岁步履蹒跚的老人还要老。上帝！现在我就是四十五岁。这吓坏了我。

穿过坟墓时，我在想我在二十岁小伙子的眼中又是个什么样子。只是一个糟老头子，快完蛋了。想想真奇怪，一般说来，我对年龄不怎么在意。我为什么要在意？我胖了，可强壮、健康。我想干什么都能干。一束玫瑰，现在闻起来，还是二十岁时的那种味道。哈，可在玫瑰闻起来，我还是原来的味道吗？这时，一位十八岁左右的姑娘从墓地小道上走过来，在她身上你就能找到答案。她必须与我在相隔一两码的地方经过。我看到了她看我的眼神，只是随便一瞥。不，没有惊吓，没有恶意。只是有点儿野，有点儿疏远，就像一只动物看到你时显露出的那个样子。

“6月的天气真不错啊。”

这话说得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吧？可跟那句“以前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吗？”不一样的啊。

可这话白说了。她没有回答，只是把手中的报纸放低半秒钟，用足以刺破玻璃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太可怕了，她那双蓝眼睛中射出的目光就像子弹，足以把你射穿。也就是在那一刹那，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不可救药地误解了她。她并不是那种染着头发，渴望被别人拉进舞池跳上一曲的寡妇。她来自上流社会，很可能是某位海军上将的女儿，毕业于一所带曲棍球场的好学校。我也没认清自己，穿新西装或者不穿新西装，我看上去怎么都不像一位股票经纪人，而只像个碰巧挣了点小钱的旅行推销员。我灰溜溜地走进旁边的小酒吧间，吃饭前先喝了一两品脱啤酒。

啤酒也不是原来的味儿。我还记得过去啤酒的味道，泰晤士谷上好的啤酒，总有点儿不一样的味儿，因为是用含有白垩的水酿成的。我问女服务员：

“贝西莫斯家族还是酒厂的老板吗？”

“贝西莫斯家族？哦，不，先生！他们都死了。哦，前些年——我们还没搬过来，他们就死了。”

“过去我就在下宾菲尔德住，”我告诉她，“很久以前了，战前。”

“战前？哦，咳！你看上去没那么老嘛。”

“我敢说，有了一些变化。”外卖柜台旁边那家伙插了一句。

“镇子变大了，”我说，“我觉得是因为那些工厂。”

“嗯，是的，人们大部分都在工厂上班。那边是留声机制造厂，那边是特鲁菲特袜厂。当然了，如今他们也在制造炸弹。”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制造炸弹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她跟我说，有位小伙儿在特鲁菲特袜厂上班，有时来乔治酒店喝一杯，是他告诉她厂里既生产袜子也生产炸弹的，这两种东西怎么能一块儿生产呢？个中原因，我弄不明白。接着，她跟我说起华尔顿军用机场的事——怪不得我总看到轰炸机呢？——然后，我们开始不自觉地谈论战争。真可笑。我就是为了不去想战争这件事才到这儿来的。可话说回来，能做到吗？战争的气息就在空气中弥漫着。

我说1941年可能开打，外卖柜台旁边那家伙说这是件坏事。女服务员说感到毛骨悚然，她说：

“尽管做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可真打起来，还是没什么好处的，是不？有时候，我晚上躺在**，睡不着，总是寻思，‘咳，要是一颗炸弹刚好朝我脑袋上扔过来该咋办？！’空袭预防措施做了不少，空军军官塔杰斯小姐也说，只要保持头脑清醒，用报纸把窗户堵上，就会没事，他们还说会在镇公所下面挖一个避难所。可我是这么看的，你怎么能给婴儿戴上防毒面具呢？”

外卖柜台旁边那家伙说，他在报纸上读到，应该洗个热水澡，一直洗到战争结束。公共酒吧间对面小隔间里那俩家伙听到这话，也插了几句嘴，他们说到时候会有多少人在同一个浴缸洗，还问那位女服务员能不能跟她一块儿洗。她让他们别耍贫嘴，然后走到吧台另一头，给每人倒了一品脱混合型啤酒。我啜着我的，口感真不怎么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苦啤。苦是真苦，有点儿像硫磺的味道，化学品。他们说如今没有哪个英国人再酿制啤酒了，都变成化学合成的了。也就是说，化学品也可以制成啤酒。我发现自己开始想伊西吉尔大伯，想他当初是怎么说这种味道的啤酒的，想他是怎么说空袭预防措施的，想他是怎么说用一桶桶的沙子制造出铝热剂炸弹的。等女服务员回到我这边的吧台，我说：

“对了，大厅现在归谁了？”

过去我们总这么叫的，尽管它叫宾菲尔德山庄。她一时没明白我的意思。

“大厅，先生？”

“就是宾菲尔德山庄，”外卖柜台旁边那家伙说。

“哦，宾菲尔德山庄！哦，我还以为你说的是纪念厅呢。现在宾菲尔德山庄是梅罗尔医生的了。”

“梅罗尔医生？”

“是的，先生。人们说他在那儿有六十多个病人呢。”

“病人？不会是改成医院了吧？”

“嗯——不是你说的那种普通医院。更确切地说是疗养院。其实，收治的都是精神病人。就是人们说的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可话说来，你还能对它有别的什么期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