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03（第1页）

03

16《述论稿》（九一页）云：“山东旧族苟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与新兴阶级同化，而新兴阶级复已累代贵仕，转成乔木世臣之家”（七九页文略同）；是进士变成门第、门第转入进士之混乱状态，远发展于牛党产生之前，到牛党滋长时期，两派分野，恐彼辈自己亦无从辨别。且如德裕祖栖筠出身进士，何以不列新兴？倘曰栖筠能守家风，何以不走明经？（《述论稿》九一页有“仕进无他涂”之言，误也）且德裕不联婚七姓，反取不知氏族之女子为妻（依管见推之，德裕之妻可能出身伎女，盖如为贫农之子，犹可用“父某躬耕乐道”一类句语填入，今直云“不知其氏族所兴”，当有难言之隐矣）。宁非陈所谓家风沦替耶？

17。《述论稿》八六—八七页。

18。《述论稿》屡提“山东士族”及“七姓”字样，其意像是不属此者就非旧族。但京兆韦氏之阆公房，曾收入“山东士大夫类例”之内，“山东”字样，不能呆读；张沛称许“陇西李亶”，而袁谊斥为“山东人”（《旧书》一九〇上）亦可证。

19。此外陈氏尚提出三点（八七—八九页）：（一）“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与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与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及政治社会之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费如许气力，无非替牛党有宗闵寻求一个“例外”（非“原则”）。但须知旧族或非旧族的条件，只问其有无远祖，是否名门，初无“远支”“近支”之别，李回是太祖系，比宗闵为高祖系者支派更远，何以李回又编入“李党”？（二）“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若郑覃者即其一例”；但对于李珏、杨嗣复，却不能拈出门风废替之实例（说见前），然则郑覃个人之适合，系偶然性，非一般原则也。（三）“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也”；按彼辈以旧族自居，时人信之，此是当年之现实一，陈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于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外，无非歪曲史实以迁就其臆见。

20。《新·表》七二上，赵郡东祖房有李续，曹州刺史，时代不符，非此人。或作李续之，按郎官柱及拓本王谭志（咸通五）皆作李续，《旧书》一六五《柳公绰传》同。

21。《述论稿》九一页。

22。见《元白诗笺证稿》二九二—三〇三页；其据点在居易所撰《外祖母陈白氏墓志》，志云：“夫人，大原白氏，其出昌黎韩氏。……唐利州都督讳士通之曾孙，尚衣奉御讳志善之玄孙，都官郎中讳温之孙，延安令讳锽之弟（陈引讹作“第”）某女，韩城令讳钦之外孙，……故颍川县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别驾白讳季庚之姑。”（《丛刊》本《长庆集》二五，颍川县君即居易之母）此文非加以校正，则于事理不通，是众所公认。陈以为应“曾”“玄”二字互易，又罗、陈均认“姑”字是居易讳言；殊不知陈校假如不误，则陈白氏为季庚姊妹，已和盘托出，居易何必尚效鸵鸟埋首沙中，作一字之讳饰，其解释实异常脱离现实！我廿余年前手头校本，则衍去“玄”“某”两字，改“之孙”为“之女”，乙“弟女”为“女弟”（《李公夫人姚氏志》：“相州临河县令、赠太子右庶子府君之季女也，秘书监、赠礼部尚书我府君之女弟也。”见拙著《唐集质疑》七七页），如是，则陈白氏确为季庚之姑，季庚与颍川县君不过中表结婚，绝非舅、甥联婚。如果依罗、陈说，陈白氏是锽之女，则锽娶“河东薛氏，夫人之父讳俶，河南县尉”（据《白集》二九《白锽事状》），《陈白氏志》应云：“其出河东薛氏，……河南县尉讳俶之外孙。”今乃云“其出昌黎韩氏，……韩城令讳钦之外孙”，此为陈白氏非锽女而为温女，亦即季庚非舅、甥联婚之铁证。抑文家替外人作碑志，不审其雁行，故稿内有用“第某女”字样；若陈白氏为居易尊属，排行应自知之，盖传本《白集》既倒“女第”为“弟女”，妄人又强插“某”字于其间，痕迹尚可覆按也。惟陈既加季庚以刑事罪名，又重诬大诗人之家风浮薄，故不得不详为昭雪之。陈振孙《年谱》云：“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夫人，公之祖姑、且外祖母也。”必其所见本墓志尚未传讹。

23。《述论稿》九一页。陈氏又云：“以乐天父母之婚配既违反礼律，己身又以得罪名教获谴，遂与矜尚礼法家风之党魁，其气类有所不相容许者也。”（《元白诗笺证稿》三〇二页）按白、李非挚友，自无可疑，但前两事皆莫须有之狱，居易原俯仰无愧。李婚寒门之刘，若依陈说，正所谓社会不齿者（同上一〇六页），德裕又凭什么家风以傲白？况彼并无不容居易之明确事迹耶。

24。白非牛党，已见正文。居易《论制科人状》请僧孺等三人准往例与官，（《集》四一）无非公事公言，且其时牛未入仕途，绝无党之痕迹，后此牛致身通显而《长庆集》极少来往篇章，是可证也。居易会昌六年《立春日人日》诗：“试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见洛阳春。”循、潮、封指僧孺、嗣复、宗闵，语含讥讽，白如系牛党，必不作如此话头。若据白诗自注，“循、潮、封三郡迁客皆洛下旧游”为证，则须知“旧游”与“相知”异；居易《感旧》诗云：“晦叔坟荒草已陈，梦得墓湿土犹新。微之捐馆将一纪，杓直归丘二十春。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岂无晚岁新相识，相识面亲心不亲。”（《集》六九）此是真诚话，然四人中无一牛党。裴度何尝不是洛中旧游，而彼则与牛党对立，是知循、潮、封者正是面亲心不亲之流也。再从对面观之，文宗时，“李珏奏曰：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迩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玷黯皇化，实非小事”。（《语林》二）陈氏于“讥讽时事”句注云：“此指玉川子《月蚀》诗之类”，（《元白诗笺证稿》三二三页）未免意求迂避。元和体以元、白为主脑，不特元、白二公所自认，亦当时众论所同认；（同上三二〇—三二三页）元诗硬涩聱牙，陈氏固曾揭出，（同上一一九页）讥讽时事之多，又莫如居易，诗学士果置，定占一席，珏言志在沛公，了然可见，何因而特指卢仝？然元和体初无损于“元和”，珏顾以“开成体”转移文宗之意，其沮白之心良苦矣。余尝揭出牛党柄国时不能用白，得此正相印证，而陈氏偏为牛党出脱，且造成白为牛党之冤狱。大抵险诈之徒易为工，鲠直之士翻受谤，故封建时代之是非常颠倒也。

25。《述论稿》一〇〇页。

26。以让夷为德裕党，本于《通鉴考异》二二，其长庆三年李逢吉结王守澄条云：“李让夷乃李德裕之党，恶逢吉，欲重其罪。”又四年八关十六子条云：“此皆出于李让夷《敬宗实录》”，谓让夷监修有曲笔也。然监修官常不操载笔之权，撰人为陈商、郑亚，（《新书》五八）司马宁勿之知，司马欲替逢吉开脱，硬指让夷为德裕党，太过牵强。

27。说详拙著《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篇导言》。（《史语所集刊》十五本）

28。尚有韦瓘一人，应附带论及。《新书》一六二《韦瓘传》：“正卿子瓘，字茂弘，及进士第，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惟瓘往请无间也。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会昌末，累迁楚州刺史，终桂管观察使。”按韦瓘《浯溪题名》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川，闻改此官。”《容斋随笔》八评《新·传》云：“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余按大和七年二月德裕始入相，同年六月宗闵方罢相，瓘固可因宗闵而去，《新·传》谓贬在德裕罢相后，许有错误。洪迈之意，无非坐实瓘为德裕党，故有此疑；然德裕柄国五年余，瓘未内召，位不过刺史，擢桂管反在德裕失势之后，改分司只因马植报复旧恨（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瓘与德裕之关系，从可知矣。瓘以元和四年状头及第，榜下即除左拾遗（同前《风土记》及《唐才子传》六），行辈还在德裕先，《读书后志》二竟谓瓘“李德裕门人，以此《周秦行记》诬牛僧孺”，所谓拾人牙慧而不加深考者。刘开荣既引《全唐文》六九五《浯溪记》之一节，反作出瓘为明州长史“必在会昌四年十一月以前李宗闵还未败的时候”（《唐代小说研究》旧版五二页）之无关痛痒的猜测，凡读书不细看全文者，往往发生此弊。《唐宋传奇集》将《桂林风土记》之韦瓘与《新书》一六二之韦瓘，分作两人，（三一三—三一四页）实一时失察，《新书·韦瓘传》末明言其官终桂管观察，固与《桂林风土记》所叙无异。其次，《传奇集》及《唐代小说研究》均不信《周秦行纪》为牛作（均同前引），自有其片面理由，然另一方面《周秦行纪论》之作者，亦非毫无疑问；一般外集所收，往往渗入伪作，是常见之事，此论收入《李卫公外集》卷四，尤可疑者，论云：“须以大牢少长咸置于法，则刑罚中而社稷安，无患于二百四十年后。”按自武德元（六一八）计至大中十一（八五七）才足二百四十年，德裕死已七年矣。人多为牛辨，对德裕事迹却未细加审察，故难免乎一偏之见也。

29。《述论稿》云：“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八五页）按事多相反，则诚有之，必谓武宗朝抑进士，却未尽然。武宗用相九人（连崔珙），进士居其六，宣宗用相十八人，进士居十六（白敏中、卢商、崔元式、韦琮、马植、周墀、崔铉、魏扶、崔龟从、令狐绹、魏謩、裴休、崔慎由、萧邺、刘瑑、蒋伸。非进士者为郑朗、夏侯孜），不过九分之六与九分之八之比耳。且武宗在位年数，不及宣宗之半，是亦比较时所应注意者。

30。见所著《中国文化史》。（《学衡》）

31。此据《元和志》三二。《文饶集》一八则称河、陇尽没，唯维州独存，二十年后，始被侵陷。《通鉴》二二三又记于广德元年之下，不审何据，此后《通鉴》二二六又于大历十四年末记李晟等复维州，但无再陷之年，故不取。

32。杜牧撰《僧孺墓志》云：“大和五年，西戎再遣大臣贽宝玉来朝，礼倍前时，尽罢东向守兵。李太尉德裕时殿剑南西川，上言：维州降，今若使生羌三千人烧十三桥，捣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书省百官聚议，皆如剑南奏，公独曰：西戎四面各万里，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如川，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成阳桥；西南远数千里，虽百维州，此时安可用。弃诚信有利无害，匹夫不忍为，况天子以诚信见责于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罢维州议。”（《樊川集》七）《元和志》三，蔚茹水在百泉县西，一名葫芦河，源出原州西南颓沙山下（百泉县在今平凉县北十里）。回中宫在今陇县。

33。胡三省《通鉴注》云：“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胡为司马忠臣，故不直斥而微辞以讽也。

34。《读通鉴论》二六：“其所谓诚信者亦匹夫之谅而已矣。……

夫吐蕃自宪宗以后，非复昔时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万众围盐州，刺史李文悦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击之，大败而退；其明年，复寇泾州，李光颜鼓励神策一军往救，惧而速退。长庆元年，特遣论讷罗以来求盟，非慕义也，……其南，则南诏方与为难，而碉门、黎、雅之间，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则溃败臣服，不劳而奏功。……夫僧孺，岂果崇信以服远，审势以图宁乎？事成于德裕而欲败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