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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五论（第1页）

良知“五论”

一论：良知与礼

嘉靖五年（1526）三月，王阳明的高徒邹谦之为教化民众，改变民风，以相传是朱子所撰的《文公家礼》为底本，将其简化，编著了《谕俗礼要》，并告知王阳明。王阳明知道后，写下《寄邹谦之（二）》（《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称赞此举甚善，同时阐述了自己关于基本礼仪的见解。

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便是仁与礼，大儒都曾著述礼说。例如，朱子认为关于礼的教化已经荒废，并对此深感忧虑，于是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编纂了《仪礼经传通解》。元代大儒的代表人物吴澄在此基础上，著书《礼记纂言》三十六卷。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的同乡好友胡汝登任南直隶省宁国府知府，为整治世风，重刻并推广《礼记纂言》，请王阳明为该书作序，于是王阳明写下《礼记纂言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他在序中推崇说，《礼记纂言》是学习礼仪的人不可或缺的启蒙书。

朱子在全体大用思想的基础上重视礼法，提倡严肃的礼法，而王阳明并不像朱子那样重视礼法。因为他认为，礼法用来教化百姓，改变世风，是不可或缺的，但不应该盲目遵从古代礼法，礼法应当随时世而变化。

在给邹谦之的信函中，王阳明指出，失去人情的话，礼法就只剩形式了，而失去人情是因为没能修行心学。

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然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如一日。苟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则所谓“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孟子·告子章句上》）。非天子不议礼制度（《中庸》），今之为此，非以议礼为也，徒以末世废礼之极，聊为之兆以兴起之。故特为此简易之说，欲使之易知易从焉耳。[《寄邹谦之（二）》，《王文成公全书》卷六]

邹谦之编著《谕俗礼要》是有原因的。世宗即位之后，朝中掀起了“大礼议”的风波，直到王阳明去世那年，即嘉靖七年（1528）才平息。

邹谦之于嘉靖三年（1524）上奏这一问题时违背世宗意见，被投入监牢，后来又被贬谪为南直隶省广德州判官。邹谦之在广德州建立了复古书院，在向弟子讲学时，他特意刻印了《谕俗礼要》。

嘉靖四年（1525）十月，王阳明的门人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东立阳明书院。在王阳明去世后，嘉靖十六年（1537），门人又在这里建了王阳明祠。（《年谱三》）

武宗于正德十六年（1521）驾崩，因为没有子嗣，所以由其年仅十五岁的堂弟世宗继位。年幼的世宗坚持要将两年前去世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祭祀在宗庙里，又把其母作为皇太后迎入宫中，由此引发了“大礼议”之争。

首辅杨廷和及众多朝臣从国法的立场上极力反对世宗的主张，自然不被世宗容纳。然而，张聪却上疏说“诚大孝也”，桂萼在上疏中引用《中庸》中的“非天子，不议礼”，两人拥护世宗，后来得宠，权倾朝野。“大礼议”之争一事最终还是按照世宗的主张行事，那些反对派全部被投入监牢或遭受了刑罚。

此时，王阳明的门人席元山、黄绾、黄宗明等人向王阳明询问大礼议，王阳明都没有回答。

他作了一首《碧霞池夜坐》（《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的诗。碧霞池位于王阳明府邸内，附近有稽山书院。在诗中他精彩地论述了以良知为本的“万物一体”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也涉及大礼议。

王阳明受湛甘泉的影响，很早就接受了程颢等人提出的“万物一体”思想。正如他晚年在《拔本塞源论》中提倡的那样，他将宋儒以来以良知为本的“万物一体”说集大成，并论述其紧迫性，认为这是缓和常年积累的功利思想之弊端的最佳对策。诗中讲述了万物一体之心为何物，打动人心。

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

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

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

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

对王阳明来说，一草一木、孤月、潜鱼、栖鸟全都呈现了道之真谛、心诀（良知）。因此才吟道：“万物是吾身。”王阳明自从开始提倡“良知”说，便认为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良知，以良知为万物的本体。

曾有学习西方哲学的人以为这是观念论而加以排斥，其实是因为不懂东方思想的真髓。王阳明的“良知”说，是历经千难万苦，经过事上磨炼后得到的知行合一的本体，并非是简单的抽象观念。

前文提到过，有人问庄子道在何处，庄子回答说，大道无所不在，甚至在粪尿之中。这一回答令提问的人瞠目结舌。（《庄子·知北游》）庄子是从超越主义的立场上论述万物齐同，王阳明则是在诗中巧妙地论述了儒家的万物一体之妙道。

关于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东正堂评论如下：钟伯敬也认为这是大礼议之争。比起大礼议之争的是非，王阳明先生感叹的是这样的争论耽误了天下大计。遗憾的是，大礼议果然成为党派之争，因而伤及国家命脉。由此可见，王阳明先生的见识高于众人。（《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诗四·续篇·赋诗》）事实正是如此。

二论：良知与太虚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的门人、浙江省绍兴府知府南大吉在觐见汇报政务时被罢免。因为他深信阳明心学，所以为朝廷所忌。他在回家乡陕西省西安府渭南县的途中，给王阳明寄了一封长信。

王阳明回信《答南元善（一）》（《王文成公全书》卷六），在信的开头，他写道：“近得中途寄来书，读之恍然如接颜色。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亹亹千数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此非真有朝闻夕死（《论语·里仁篇》）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诸生递观传诵，相与叹仰歆服，因而兴起者多矣。”

王阳明在回信中提到，良知同北宋大儒张横渠讲的太虚一样，是宇宙的本体，道德的渊源。之所以提及张横渠，是因为南大吉与他是同乡。

张横渠认为，太虚是无形清净之物，无碍自在。太虚一词，出自《庄子·知北游》。王阳明认为，庄子提倡的太虚是想要舍弃世间的一切烦恼与劳累，因而批判道：

世之高抗通脱之士，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决然长往而不顾者，亦皆有之。彼其或从好于外道诡异之说，投情于诗酒山水技艺之乐，又或奋发于意气，感激于愤悱，牵溺于嗜好，有待于物以相胜，是以去彼取此而后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郁，情随事移，则忧愁悲苦随之而作。果能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快然终身，无入而不自得已乎？

他又指出，从儒教的立场，通过良知就可以达到张横渠所讲的太虚之无碍自在境地。

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见其良知之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而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而无一物能为太虚之障碍。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裕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斋庄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