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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晚年著述（第1页）

王阳明晚年著述

刊刻《阳明先生文录》

嘉靖六年（1527）四月，邹谦之仍在被贬谪之地南直隶省广德州，他刊刻了《阳明先生文录》。钱德洪编纂了《王文成公全书》，他在《刻文录叙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五十二）中记录了刊刻前后的经过。

据记载，邹谦之对王阳明恳求说想编集他的文稿刊刻发行，王阳明回答说：“不可。吾党学问，幸得头脑，须鞭辟近里，务求实得，一切繁文靡好。传之恐眩人耳目，不录可也。”

但是邹谦之再三请求，王阳明才从近期文稿中取出约三分之一，标明执笔年月，命钱德洪编纂。他说：“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者，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

几天后，钱德洪请求将剩余的文稿一起收录刊刻，王阳明说：“此爱惜文辞之心也。昔者孔子删述‘六经’，若以文辞为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谟》而下，岂止数篇？正惟一以明道为志，故所述可以垂教万世。吾党志在明道，复以爱惜文字为心，便不可入尧、舜之道矣。”

在钱德洪的再三恳求之下，王阳明又准许了几篇。钱德洪将其编集起来寄给邹谦之，这便是如今的广德版《文录》，共四册。据说王阳明读了《文录》后说：“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

《大学》通论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的《文录续编》中收录有《〈大学〉问》，记载了嘉靖六年王阳明受命征讨广西省思恩、田州叛乱之前对钱德洪的教诲。次年，即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王阳明晚年思想的精华。三轮执斋在刻印《标注〈传习录〉》时也将其收入附录中。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展开，总结了王阳明的“大学”说，以钱德洪问、王阳明作答的形式记叙。估计钱德洪不是在王阳明征伐思恩、田州之乱前夕问的，而是将以前问的问题归整到一起。

读一下钱德洪写的跋文，我们就会明白《〈大学〉问》的概要以及将其收入《文录续编》的理由，就会理解当时王阳明的“大学”说，即以良知为本的“大学”论、“大学”解，因此现将该跋文抄录如下：

《〈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学者果能实地用功，一番听受，一番亲切。师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门人有请录成书者。曰：“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师起征思、田，将发，门人复请。师许之。录既就，以书贻洪曰：“《〈大学〉或问》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借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

由此可见，王阳明曾拒绝笔录成书，在门人的再三请求下虽然答应了，但是仍然担心如果轻易成书，会给那些批判自己的人一个好的借口。在上段文字中，王阳明自己称《〈大学〉问》为《〈大学〉或问》，这是因为他想到了朱子的《〈大学〉或问》。在《〈大学〉问》中，王阳明以问答形式来表明良知心学的命脉。

将这篇跋文与《传习录》中徐爱写的序文对比一下，我们便可发现王阳明中年时和年老时对心学的自信程度不同。据徐爱的序文记载，当王阳明听说有门人笔录自己讲学内容时，拒绝道：“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王文成公全书》卷五十二）

然而到了晚年，王阳明开始提倡“致良知”说，他对自己的学说产生了很大的信心。如上面的跋文中记载的那样，他甚至认为如果能够充分理解他的“大学”说，就可以到达圣人的境界。不过，王阳明认为自己的学说应当通过实地体认获得，不可陷入辞章训诂之弊端，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

王阳明拒绝将自己的学说笔录成书，因为一旦把思想写成文章记载到书中，读者便要去理解文义，注重修辞，他担心读者会因此忽视实地功夫，误解圣学。王阳明对朱子的著述持批判态度，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朱子一生写下了很多著述，王阳明认为朱子未能到达圣贤之境界，是因为他将精力用在了著书立说上。当朱子学说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时，其弊害益发严重。王阳明痛感于此，虽允许笔录，却说要口头传述。王阳明的这种立场，符合日本人的自我压抑性格。比起朱子学，日本人更偏爱阳明学，其原因也在于此。

在上述跋文中，钱德洪总结王阳明的训诫：“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这一点很重要。提到心学，人们往往会认为像《大学》中讲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那样，只是单纯的心地功夫，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忽视修、齐、治、平，一步走错，就有可能陷入佛、老的空寂学说。

钱德洪之所以在此论述王阳明的训诫，是因为在提倡致良知的人中出现了良知现成派。比如王龙溪，他认为良知是现成的，以直悟为宗旨，由此本体便可通透，以直悟便可一了百当，万事大吉。

钱德洪担心，这样下去一步走错的话，就会忽视修、齐、治、平的实地功夫，弃绝天下万理，沦为佛、老的空寂学说。我们在后文中会提到，关于王阳明的四句宗旨，王、钱之间有争论。从这件事也不难看出钱德洪的担心。

王阳明的门下分为现成派、修证派、归寂派三大派别，王龙溪是现成派，而钱德洪是修证派。

正如钱德洪说的那样，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不仅是心地功夫，道德与万物之理自不必说，还要体认修、齐、治、平，不应忽视实地修行，因此钱德洪主张应当致良知，这便是王阳明学说的特色所在。不过，这不是心外的修行，正如他在诗中吟诵的那样，“万化根源总在心”，这是心内的修行，或者说是良知的发用。

也许是担忧良知现成派的流弊，钱德洪在《〈大学〉问》中继续写道：

盖当时尚有持异说以混正学者，师故云然。师既没，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之最上乘。噫！亦已过矣。自便径约，而不知已沦入佛氏寂灭之教，莫之觉也……《大学》之教，自孟氏而后，不得其传者几千年矣。赖良知之明，千载一日，复大明于今日。兹未及一传，而纷错若此，又何望于后世耶？是篇邹子谦之尝附刻于《大学古本》，兹收录《续编》之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

从上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钱德洪非常忧虑良知现成派会造成的流弊。王阳明为征伐思恩、田州，从越地出发，到达杭州前给钱德洪写了一封极为简短的信（《与德洪》，《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信中论及《〈大学〉问》：“《〈大学〉或问》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借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且愿诸公与海内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风机之动，然后刻之非晚也。此意尝与谦之面论，当能相悉也。”

上文中的谦之即邹谦之，与钱德洪一样是王门嫡传的良知修证派大儒。

《〈大学〉问》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