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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篇01（第2页）

然而，孟子的主张似乎有些过于理想化，缺乏现实性。因为孟子提倡王道、抨击霸道，他的这一思想在战国时代那样的动**时期没怎么发挥作用。秦始皇依靠法家学说结束了战国的动乱。法家排除王道，站在功利主义者的立场上，主张重刑，主张以彻底的专制政治为基础。

如此想来，有时候霸道比王道更具有现实性。霸道名义上以仁义为宗旨，实际上使用现实的力量，因此更有实效性。但是，理想越高，越不能忍受霸道中潜在的功利性。主张王霸之别、义利之别的人，可以说是站在严肃的伦理主义的立场上。

到了宋代，有更多的儒学家强调伦理主义，提倡区分二者。南宋的朱子可以说是将先贤的学说集大成了。当时还出现了事功学派，事功学派提倡义利一致，主张如果没有功利，道义只是无用的理论。

前汉董仲舒提倡“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事功学派批判这种道德主义，提倡义利一致、义利双行。他们是现实型的学派，以实事事功为主旨，认为不在这个前提下提倡的儒学之道在现实中不起作用。事功学派的代表人是永嘉地区的叶水心和永康地区的陈龙川，前者开创了永嘉学派，后者开创了永康学派。他们反对划分王霸之别，然而，他们的事功主义也遭到了朱子的严厉批判。

像朱子和王阳明那样区分王霸和义利，这样做会不会由于理想高远而使人堕入空想呢？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事功学派更现实、更有实效。然而朱子曾提出救济饥馑的对策，即著名的社仓法，可见绝不会像老、庄和佛教徒那样流于清澄脱俗。

王阳明在受命征讨叛贼时，先是以仁义安抚他们，对那些负隅顽抗的人，则用比《孙子兵法》还绝妙的作战策略将他们一举歼灭，从而建立了大功。从这两个人的王道论来看，未必会以空想告终。考虑到利欲之念在人性中扎根颇深，如果轻率地提倡义利一致、义利双行的话，反倒会产生弊害。因为这样一来，就不容易清扫利欲之念了。

本来儒学就是以实学为本。所谓实学，是指实用的学问，一方面包含了可以经世济民、追求实用的意思，另一方面是指，不是口头上求道或者书本中求道，而是通过体认领悟而掌握学问。宋代的程子提出儒学是实学，于是当时大家都开始提倡实学。程子、朱子等从实学的立场上批判汉唐的训诂记诵之学，称它是口耳之学，即舌尖上的学问。他们认为老、庄、佛教的学说是虚学，不以经世济民为要，所以对其予以猛烈抨击。

从实用学的角度来看，对于霸道以及事功派的学说，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功利思想席卷了人们，即便是谈理想，也要在现实中去实现。如果一概拒绝，就有可能会像道教徒和佛教徒那样，羡慕隐于世外、脱俗洒落的境界。而且，对于利、功利、恶，一味强调义、仁义、善并热切论述，动则拘泥于我执我见，反倒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私立邪见，往往自己还意识不到。

那么，我们最终应该如何考虑义利和王霸的问题呢？

我认为只能是彻底清除私利之念。这样一来，无论是提倡二者的区别，还是主张二者一致，都不违背儒学的理想。因此，清除私利之念是最重要的。正如王阳明所说，所幸人有良知，磨炼良知并发现它比什么都重要。

【原文】

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

【解析】

世间的儒学家见此情形，痛心不已，于是搜寻古代圣王的制度文物，收集秦始皇焚烧的经书残骸，并予以修补。因为他们确实真心想挽回先王之道。然而圣人之学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霸道传播已久，其积弊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贤人、智者，也难免被污染。因此，好不容易了解了圣人之学，将经书修补完好，想要恢复并发扬光大，结果却只能用于为霸者辩护，最终连圣学的入口都看不到了。

【词语注解】

○世之儒者：指汉代的儒学家。

○慨然：悲伤叹息的样子。

○搜猎：搜求，猎取。

○掇拾：捡取。

○煨烬：烧剩的灰烬。指秦始皇焚烧的经书残骸。

○积渍：沾染了很深的习性。

○贤知：贤人与智者。

○习染：沾染上习气。

○宣畅光复：恢复、发扬。光是光大的意思。

○藩篱：篱笆。

○圣学之门墙：圣学的入口。《论语·子张篇》：“子贡曰‘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补充说明】

这一段讲述的是，世间的儒学家慨叹圣学的衰微，努力想挽回并发扬光大，但是由于霸术传播已久，人们身染功利之积习，最终连圣学入口都看不到了。这里讲的世间儒者，其实暗指汉代儒学家。

如前所述，秦始皇凭借以变法自强为本的法家思想取得天下，结束战国纷争，大力革新政治，因此不得不说他功绩巨大。然而遗憾的是，他排斥打击传统思想文化，焚书坑儒，导致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一时断绝，不得不说其罪过也巨大。不过有学者指出，秦始皇虽然焚书，但主要焚烧的是地方衙门的书籍，官府的书籍依然保存着，由博士掌管。项羽攻秦时焚烧了其宫室，众多经书被烧毁。

在这一段文字中，王阳明写道，汉代儒学家从被焚烧的书籍中收集了“六经”的残篇，并加以修补，想要挽回先王之道，结果最终未能避免被霸道污染。事实如何呢？汉代出现了很多儒学家。汉文帝设立《论语》《孟子》等的博士；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比较好学，收集了很多先秦旧书，设立了《毛诗》《左氏春秋》的博士；董仲舒辅佐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立儒学为国教；刘向、刘歆父子致力于整理、校正汉成帝时搜集的古籍。然而，他们大都只是致力于忠实地传承儒家经典的训诂，对儒家思想几乎毫不关心。

西汉的儒学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刘歆等人。陆贾为汉高帝效命，著有《新语》，想要调和孔子与老子的思想，大体还是主张以儒家为本治理国家。《新语》中记述经书格言的内容比较多，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学说。贾谊为汉文帝效命，著有《新书》，书中记载的是儒家的论点，多少也掺杂了法家的思想，主张以此为政。他曾上疏《治安策》，其文章被誉为古今上奏文中的上乘之作。董仲舒请求汉武帝以儒学为国教，著有《春秋繁露》。《春秋繁露》中记述了儒家的政治理论，同时也吸收了阴阳五行思想，论述了五行灾异。这一“五行灾异”说受到当时儒学家的排斥。他所主张的儒学，在原来儒学家提倡的四德即“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加入“信”而为五常。他论述义利之别，明确了王霸之别。因此，后世之人称赞说，汉儒当中唯有董仲舒是正统。

刘向辅佐了汉元帝与汉成帝，与董仲舒齐名，被誉为西汉的思想巨擘。刘向博学多识，在学术方面，他校正了朝中的先秦古书，并排列其篇章，后来作为中国最早的目录编纂者而广为人知，并著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刘向以儒学为本，但是也相信阴阳五行说。其子刘歆也博学多识，继其父之后著书《七略》，为经书的整理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与父亲不同，谄媚、听命于王莽。扬雄也对王莽阿谀奉承，因此被后人当作曲学阿世的学者。不过，扬雄写的文章流畅华丽，其心思也用在道德仁义上。他著有《方言》《法言》《太玄》等作品。

《方言》收集了各地的方言，《法言》是模仿《论语》所作，《太玄》是模仿《周易》所作，内容都很浅显。在扬雄的著作中，有些地方的论说是调和了孟子与荀子的学说。狩野直喜先生说，一般汉代的学者都缺乏创造力，只是醉心于古典，致力于模仿。

到了后汉，出现了桓谭、王充等儒学家。桓谭是个廉直的人，不肯听命于王莽，光武帝即位后，他又出来为官。其著作《新论》，如今已失传。前汉儒学家大多相信“五行灾异”说，桓谭却认为这是迷信。王充也曾经为官，不久后回乡潜心研究学问。他不满足于训诂之学，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他著有《论衡》，议论痛快淋漓，构想也很新奇。他虽然是个儒学家，却批判过孔、孟。他还相信宿命，提倡唯物论。

以上介绍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学术界状况，因此王阳明写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