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祯卿点头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他又问王阳明:“冲举有诸?”
阳明回答说:“尽鸢之性者,可以冲于天矣;尽鱼之性者,可以泳于川矣。”
徐祯卿回应道:“然则有之。”
王阳明接着说:“尽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
徐祯卿听罢,低头沉思,突然猛地站起来,对王阳明说:“命之矣!吾且为萌甲,吾且为流澌,子其煦然属我以阳春哉!”
数日之后,徐祯卿前来道谢:“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几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惧不足以致远,则何如?”
王阳明问他:“悸乎?”
他回答说:“生,寄也;死,归也。何悸?”
这说明,徐祯卿当时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此后,二人就再也没见面。数月之后,突然有人来报徐祯卿去世,王阳明便和湛甘泉前往凭吊,并与徐祯卿的后人聊起家常。徐祯卿的长子伯虬对二人说:“父昌国垂殁,整衽端坐,托徐子容以后事。子容泣,昌国笑曰:‘常事耳。’谓伯虬曰:‘墓铭其请诸阳明。’气益微,以指画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余遂不可辨,而神气不乱。”
通过上文可知,王阳明早年在京师时,曾和徐祯卿探讨过道教养生之术,后来他被贬谪到贵州龙场。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返回京城。此时的王阳明,已开始带头批判辞章记诵之学和佛学、老庄思想,并与湛甘泉一起提倡圣学。《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学者溺于辞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
当时的徐祯卿已经从辞章之学转向道教养生之术。既然他来拜访王阳明,王阳明当然会劝他放弃道教养生之术而转向儒学。徐祯卿在和王阳明接触之后,终于从佛学、老庄思想的空、虚无世界中解脱出来,转而笃信圣学。王阳明爱惜徐祯卿之才,一直想把他引上圣学之路,但他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来劝说徐祯卿,而是靠自己的感召力把徐祯卿引向了圣学。但没过多久,徐祯卿就病逝了。徐祯卿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三岁。王阳明觉得非常可惜,于是为他写了墓志铭。
前文已述,弘治十五年(1502),王阳明就已悟得辞章之学的不足。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开始在京城提倡儒学。宋儒的“文以载道”思想最终帮助王阳明悟出了辞章之学的不足,但他在此期间修习的古文功底为他的诗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阳明后来之所以能够写出那么多“达意”的文章,和这一时期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在《王文成公全书》中,王阳明使用古文写的文章一共有两篇:一篇是弘治九年二十五岁时写的《太白楼赋》,另一篇是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时写的《九华山赋》。
王阳明三十一岁返乡,悟出辞章之学之不足。收录于《王文成公全书》中的诗歌都是王阳明三十一岁之后作的,之前的诗歌一首也没有。王阳明早年可能和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一起合写过诗,但是没有一首留存下来。这可能是因为钱绪山等弟子在编写《王文成公全书》时,将恩师王阳明沉溺于辞章时的诗歌刻意删除了。
浜隆一郎评价王阳明的诗文说: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道德、学问和事功,三者兼备才能成为伟人。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人物,能够做到三者兼备的只有三人:三国的诸葛亮、明朝的王阳明、清朝的曾国藩。三人品格高尚,学问精深,并且都有征战沙场之功。如果单从做学问来看,由于诸葛亮修习申、韩刑名之学,不能算作正学,故王阳明的学问是三人之首。王阳明是继孔孟之后,与朱熹齐名的旷世大儒。
若比较三人的诗文,诸葛亮和曾国藩都不及王阳明。诸葛亮存世的文章中,脍炙人口的仅有《出师表》和《梁甫吟》(是否为其所作,后世有异议),曾国藩留世的则仅有一部《曾文正公全集》。
王阳明的文章以苏洵为范,但在博大昌达方面又远超苏洵,文章实乃明朝之首。日本学者河内屋藤四郎编集的《王阳明文粹》成为后世文章的典范。王阳明的诗歌秀逸高雅,普通诗人难以企及。仅从他十一岁时作的两首绝句,便可知他天资聪颖,恃有诗才。后来王阳明沉溺于辞章,也是必然的。
王阳明既反对文章复古,也排斥外表华丽、败絮其中的八股文。他主张文章要写实,要注重内涵。随着他思想的成熟,他所写的文章的内涵也越来越精妙。其实这一状态是很难企及的,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肯定下了不少功夫。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五十五岁。是年,他给高徒邹东廓写了一封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六),其中写道:
书院记文,整严精确,迥尔不群,皆是直写胸中实见,一洗近儒影响雕饰之习,不徒作矣……后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虚文相诳,略不知有诚心实意。流积成风,虽有忠信之质,亦且迷溺其间,不自知觉……今欲救之,惟有返朴还淳是对症之剂。故吾侪今日用工,务在鞭辟近里,删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里,删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须讲明致良知之学。
在王阳明心中,“鞭辟近里”“删削繁文”才是真文章。王阳明恪守儒家传统,推崇文以载道,此处的“道”指的是“心中的天理”。王阳明的文章的一大特色就是“直写胸中实见”,重在表现这种“心中的天理”。在这一点上,他和陈献章有些相似。总而言之,王阳明的文章已经超越了复古派的框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
明朝末年,王阳明的思想风靡一时,其文章也受到高度评价。归有光虽然是朱子学者,但他对于王阳明的文章给予了很高评价,他将王阳明、方孝孺、宋景濂和王祎并列为四大文豪,而且将王阳明列为首位。茅坤评价王阳明说:
八大家以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记学、记尊经阁等文,程、朱所欲为而不能者。江西辞爵及抚田州等疏,唐陆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即如浰头及桶冈军功等疏,条次兵情如指诸掌。况其设伏出奇、先后本末,多合兵法。嗟乎!公固百代殊绝人物,区区文章之工与否,所不暇论。予特附揭于此,以见我本朝一代之文豪,而后世之品文者,当自有定议云。
但是,清代以后,阳明学受到激烈批判,对阳明文章的评价也变得非常低(佐藤一郎《明清时代对王阳明诗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