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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的本质区别（第2页）

在《传习录》下卷中，王阳明批判了佛教动静分离、厌动求静的思想。

黄直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

王阳明答：“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

在佛教看来，儒学是主动的；在儒学看来，佛学是主静的。佛教主张的动静合一是以静为主，而儒学主张的动静合一则是以动为主。王阳明在问答中，通过天理的有无来区分二者的不同，这使得佛教和儒学在动静问题上的差别更加明显。

自宋代以来，就常有儒学家批判佛教抛弃人伦事物、轻视经世的弊端。王阳明也认为，佛教把心看作幻想，与世间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不能治天下。前文已述，王阳明虽然承认儒学和佛教都是以心学为宗，但认为儒学追求的是心物合一，并且人伦和事物之理都蕴藏于其中，所以说在心法方面，儒学和佛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有人问：“释氏亦务养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

王阳明答：“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王阳明在写给陆澄的回信中，从“良知”说的角度对佛教的利己主义进行了批判。其实，这也是宋代以来，儒学家批判佛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

体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孟子说“夜气”，亦只是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

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却是得兔后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将复失之矣。

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

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

只是一念良知，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谓矣。

根据王阳明的理解，佛教中所提的“本来面目”就是“良知”。如果能够明确认识“良知”，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提“本来面目”。良知的本体是“本自宁静”“本自生生”，本来“无善无恶”“善恶自辨”，但佛教非要“欲求宁静”“欲念无生”，非要去求一个“无善无恶”，这正体现了佛教的自私自利之心，是佛教仍然执着于尘世的一种表现。

弘治十七年（1504），王阳明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他所拟定的考试题目就是“异端论”。在后文中，我们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此处所说的“异端”主要是指道教和佛教。在王阳明看来，“人伦之学”，即儒学以外的所有学说都是异端，都要加以排斥。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霸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

虽今之举业，必自此而精之，而后不愧于敷奏明试。虽今之仕进，必由此而施之，而后无忝于行义达道。

上文是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五十四岁时在杭州作的《万松书院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中的两段话。王阳明提出的“明伦之外无学矣”，实乃千古之卓见，一语道破了儒学的本质。异端指的就是明伦之外的所有学说。

万松书院位于杭州南部凤凰山山麓，弘治年间由浙江右参政周木在一座荒废寺庙的旧址上修建而成。嘉靖四年，侍御潘景哲到杭州视察，为了教育当地的秀才，下令扩建万松书院。王阳明在《万松书院记》中详细介绍了修建书院的经过，同时还强调“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并对其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