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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门人论学（第2页）

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王阳明一直主张的“头脑”学和“培根”学就是“致良知”，有了这个“头脑”学，就连“必有事焉”都不需要了。王阳明也曾提倡过孟子所说的“夜气”（《孟子·告子章句上》）这一说法，但只要提倡“致良知”说，便没有必要再宣讲“夜气”一说，宋儒所提出的“敬”，自然也没有必要。并且，他一直以来提倡《大学》中讲的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具有一体性，也就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而且，王阳明认为，集义修行如果不能兼备致良知，则称不上是圆满。而不能兼备致良知，则是因为集义修行不彻底。他还提及，聂豹就是陷入了这样的泥潭之中。如前文所述，他提醒聂豹说：“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

再有，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在书信《与毛古庵宪副》（《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论及“致良知”说同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说的差异，认为在体认的区别方面，两者存在着直接和迂曲、根本和枝叶的差异。

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与今之所谓体认天理之说，本亦无大相远，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种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也；体认天理者，是茂其枝叶之生意而求以复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达之枝叶矣；欲茂其枝叶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别有生意可以茂之枝叶之间者乎？

如前文所述，王阳明曾吟咏良知诗曰：“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其诗意也可以依据此处得以理解。

按照王阳明的说法，良知学说是培养内在根本，而朱子学说则是向外部枝叶求道。他在上文的书信中尖锐地指出，甘泉学说和良知学说的差异在体认学说方面虽然很微小，但甘泉学说之中存在着朱子学说外求的影子。

王阳明在给聂豹的回信中继续展开论学。

聂豹在求教信中写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

王阳明对此表示赞赏，认为“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于是论道“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这一说法是王阳明晚年对“良知”说的高度概括。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良知的本体即为“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换言之，良知即天理。

这样看来，如若不能真正意识到良知即天理，那么“良知”说必定会陷入肆意放纵的弊端。事实上，之后的王门现成派追随者便陷入了这一弊端。因此，当朱子学家批判王阳明的“良知”说无视天理时，王门正统派的邹谦之、欧阳南野等人则用良知即天理这一论说，针锋相对地批判朱子学，同时又尽力挽救王门现成派追随者的肆意放纵之弊。

从王阳明阐述的良知即天理来看，致良知便是极尽天理。因此，把致良知当作禅的空寂学说来谴责是不恰当的。因为既然良知即天理，那么致其良知，则万事万物得其天理，即道理得当，也就是得其“中”。这样也就不会陷入朱子学的那种一一求得心外事物之理的割裂状况。因为，只要致其良知，事物便尽得其理，即所谓一了百当。就是说，若能致其良知，则天下事物纵使千变万化，也无一遗漏。

第二，真诚恻怛是良知的本体，也就是把真诚恻隐之心作为根本。

真诚恻隐之心即仁心，若能把它推及至天下黎民百姓的话，就能达成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了。

若做到了致良知，那么自然也就能做到事亲、忠君、交友、仁民、爱物了。总之，王阳明认为良知不仅具有理性的分辨是非的作用，并且其本质是真诚恻怛这一基本道德情感。

另外，王阳明在给聂豹的回信中写道：“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求，不须假借。”

但是王阳明认为，在致真诚恻怛之良知方面，虽然有其与生俱来的轻重厚薄之分，却丝毫不容增减和假借，否则真诚恻怛也就不是良知的本体了。

王阳明在回信中又继续写道：“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中庸》）者也。”

正如王阳明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即便在良知之真诚恻怛中有与生俱来的轻重厚薄之分，但王阳明更注重孝。所以，不言自明，真诚恻怛的根本在于侍奉父母这一点上。

因此，王阳明在回信中论述了孝悌之道，“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下》）……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二程全书》卷十九）其说是矣”。

孔子曾说过：“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篇》）孟子说：“尽心即知性。知性即知天。存心、养性便事天。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以立命。”（《孟子·尽心章句上》）

对于聂豹的提问，王阳明虽卧病在床，备受煎熬，依然热情洋溢地论述孔子的观点与良知的关系，解读孟子的论点，探讨《中庸》中提及的“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读到这里，读者也会深受感动吧。王阳明对于宣扬圣学的热情，着实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