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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篇01（第1页）

后篇01

【原文】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焻；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

【解析】

夏、殷、周三代走向衰落，王道没落，霸道盛行。孔子、孟子亡故以后，圣人之学不明，邪说横行。教的人不教圣人之道，学的人不学圣人之道。因此，霸主表面上施行先王之道，暗地里借此满足自己的私欲。世间流行这种风潮，人们都争相效仿，圣人之道终被埋没。人人都效仿霸主，追求国家富强的学说，实施欺压他国、谋求攻略、颠覆他国的计划，欺天瞒人，为得一时之利而耍弄权术。像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样的人，不计其数。长此以往，争斗劫掠频繁发生，人们将难以忍受这些灾祸。世人最终堕入禽兽夷狄的邪道，就连霸主之道也不能通行了。

【词语注解】

○王道熄：王道是指天下为王之道，与霸道相反。王道是指以仁爱为本，尧舜及三代圣王施行的、光明正大、公正无私的道。“王道熄”是指周平王东迁以后的事。《孟子·离娄章句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集注》：“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

○霸术焻：霸术是指春秋时代五霸施行的权术，外假仁义之名，内行私己之欲。《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字典中没有焻字，估计是“昌”的白字。施本写作“昌”。东正堂认为是“昌”或者“焆”，这两个字都是炽盛的意思。

○圣学晦：圣学是指关于王道的学问。圣学在孔孟时代还没有丧失，孔子、孟子故去之后，圣学变得不明朗，王道不再施行。

○邪说：王道以外的奸邪学说，指后文中提到的管仲、商鞅、苏秦、张仪以及杨子、墨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说。

○假之于外：《孟子·尽心章句上》：“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之”指的是圣人之道，即仁义。“假之于外”是指假借仁义之道装饰表面。

○靡然而宗之：屈从并以此为根本来尊奉。诸本写作“靡然而宗之”，佐藤一斋在《〈传习录〉栏外书》中说，施本、俞本中没有“而”字。

○芜塞：杂草丛生，道路被堵塞。《近思录·观圣贤类》中列举了程明道的话：“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异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

○倾诈：奸诈，通过欺骗将人扳倒。

○罔人：欺骗人。

○苟一时之得：获取一时的效果。

○猎取：瞄准射击并获得。

○管、商、苏、张：管即管仲，名夷吾，春秋时代人。管仲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被称为仲父。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详情请参照《史记》中的《管晏列传》。商即商鞅，战国时代人。商鞅辅助秦孝公，提倡变法自强，被称为商君，是个法学家。详情请参照《史记·商君列传》。苏即苏秦，战国时代的纵横家，联合六国（齐、韩、魏、赵、燕、楚）抗秦。详情请参照《史记·苏秦列传》。张即张仪，战国时代人。张仪辅助秦惠王以连横之策游说六国，劝他们毁合纵之约而事秦国。秦惠王死后，六国又恢复合纵，张仪投奔魏国。详情请参照《史记·张仪列传》。

【补充说明】

后篇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三代以后圣学的衰退、功利思想的隆盛及其弊害。其后，为了挽救这种状况，各种学说应运而生，但是没有奏效，最终只能依靠“良知”说。这才是王阳明所谓的“拔本塞源”论。这一段讲述的是，三代衰落，孔、孟故去以后，圣学不明、邪说横行，外假仁义之名、内主功利的霸道盛行，风靡天下，圣道被堵塞，弄权谋术、以功利主义为宗旨的法家和纵横家等诸子百家兴起，就连霸道也不能施行了。

春秋时代出现了五霸，他们以霸道统一诸侯，对内辅助周王，对外击退夷狄。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各自称王，为争夺天下发动战争。春秋时代出现了孔子，战国时代出现了孟子，他们为了圣学的复兴东奔西走，以求天下治平，但并未奏效，只好将自己的理想托付给后世之人。

这段文字中提到了王道和霸道，孔、孟二人都主张王道，孟子更是强调这一点。所谓王道，是指王者应当施行的道，即夏、殷、周三王之道。正如《书经·洪范篇》中记述的那样，是光明正大、无私无欲的治国之道。孟子认为，王道是作为天下之王的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具体一点来说，就是谋求百姓经济生活的安定、轻刑罚、以德教民。他说，行王道则可以不战而得天下。

孟子以王道为本，批判霸道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按照孟子的观点，以德使天下归顺便是王道，以力量压制诸侯，自己当盟主则是霸道。由于孟子提倡王道、抨击霸道，后世不断有人争论“王霸之辩”。

春秋时期出现了五霸，关于五霸具体所指人物，有不同的观点，但是都将齐桓公和晋文公列入其中。我们阅读《论语》就会发现，孔子曾论及两人，并将其比较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篇》）他褒扬齐桓公，贬低晋文公。

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人，便是宰相管仲。然而，如前所述，管仲曾经有过不义之举，因此孔子的高徒子贡、子路对管仲的行为产生疑问，认为他违背了仁道，因而请教孔子。

齐国是个大国，齐襄公的时候政治混乱，统治者暴虐无道，鲍叔牙拥戴公子小白（齐襄公的异母弟弟）到了莒。后来，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杀死。此时，小白的异母兄弟公子纠逃往鲁国，召忽和管仲跟随在侧。不久后，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拥戴下回到齐国即位，成为齐桓公。鲁国以武力送公子纠回齐，让其即位，但是被齐桓公的大军打败。齐桓公命鲁国杀掉公子纠。召忽自杀殉主，而管仲不但没有为公子纠而死，反而听从好友鲍叔牙的劝说归顺齐桓公，又助其成就霸业。

管仲的这种投敌叛主的行为让子贡及子路感到疑惑。孔子对子贡这样回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对子路又这样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如上所述，孔子对管仲持褒扬态度。孟子虽然十分了解齐桓公，却认为他和晋文公相同，施行霸道，因而予以批判。因此，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和晋文公时，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王阳明在这段文字中也将管仲看作霸者，从这一点上讲是继承了孟子的观点。因此，王阳明也将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划分得很清楚。可以说，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就是义与利的区别。

关于义与利的区别，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样将义与利对立起来。

《孟子》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为什么孟子比孔子更重视义与利的对立呢？我想这与时世有很大关系。与孔子时代相比，孟子时代的道义退化得更严重，可以说已经堕落于尘埃。

正如“拔本塞源”论的后半部分所记述的那样，王阳明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功利思想益发炽烈和严重。他还指出，这一思想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深深扎根，很难去除。因此，正如前文叙述的那样，他在讨伐贼匪时给门人写信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提出要彻底清除心中的利欲之念，对这种念头，要像猫看到老鼠时那样，用炯炯有神的眼睛盯得紧紧的，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因此，王阳明自然和孟子一样，严格划分王霸之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