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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讲学（第1页）

王阳明讲学

嘉靖二年（1523）春，邹谦之拜访了在越地讲学的王阳明，求教学问。

邹谦之逗留数日之后，王阳明和其他门人一起将他送到浮峰，留宿在延寿寺。当晚秉烛夜坐，先生慨怅不已，说：“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有一门人问：“先生何念谦之之深也？”王阳明回答说：“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若谦之者，良近之矣。”（《传习录》下卷）可见在王阳明心中，邹谦之是最接近曾子嘉许的人。

曾子嘉许的人可见于《论语·泰伯篇》，曾子回想起亡故的友人（据说是孔子高足颜回），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王阳明曾经痛斥傲慢的坏处，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传习录》下卷）他认为颜回那样谦虚的人是最理想的，于是把自己的高徒邹谦之比作颜回。

此时，王阳明在写给邹谦之的诗《次谦之韵》（《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中，批评了宋儒求理于心外的错误，叙述了体认良知的必要性。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话更分明。

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辩浊清。

久奈世儒横臆说，竞搜物理外人情。

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

第三句“须从根本求生死”，大概是批判佛老思想吧。这里的“根本”指的就是良知。王阳明认为，佛老的生死说是求于心外，良知才是根本，以良知为本便可超脱生死，自然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王阳明晚年时提出，遵循“良知”说便可达到佛教的超脱生死、道教的养生，甚至论述了以“良知”说为中心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讲述这一点。

第四句“莫向支流辩浊清”，是批判求理于心外的宋儒“格物”说，王阳明感叹朱子“格物”说成为世间儒者的通论已久，因此在第五句中吟道“久奈世儒横臆说”。他认为，世间儒者求物理于心外，忘记求之于人情，而良知学非常简易直截，因此在诗的最后吟道：“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

嘉靖二年十一月，都御史林见素致仕，打算渡钱塘江来拜访王阳明。他比王阳明年长二十岁，曾多次给予王阳明庇护。王阳明考虑到对前辈的礼节，于是前往萧山（杭州南）迎接见素公，后夜宿浮峰延寿寺，几个人聚在一起共论时事。当时王阳明的门人也跟随在侧，张元冲在船上就佛老提问道（《年谱三》）：“二氏与圣人之学所差毫厘，谓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但二氏于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

对此，王阳明如此回答：

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孟子·尽心章句上》），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王阳明晚年对佛老的这番评论，可以说是以儒教为本的三教合一学说。然而佛老二氏并不认同三教合一，而是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排斥他人。儒家学者也从这种立场出发，认为应当求教于佛老，兼容并蓄，遭到王阳明的批评。

不过，这里说的三教合一，必须以儒教为中心，三教的本体和作用并非都是相同的，也不是本体相同而作用不同。总而言之，儒教本来就是包含其他二教的，非常完善。修行儒教自然就包含了其他二教的功用。换句话说，修行儒教也可以达到佛老的目标。然而佛老二氏的教谕中不包含其他。因此王阳明说，前者是大道，后者是小道，儒教之道是完善的。

王阳明认为，圣人性命之学是完善的大道，也可以做到佛教的解脱和道教的长生。相反，佛老则是偏于一边的小道，儒学家没有必要特意兼取二氏。这可以说是所谓的三教合一学说。但是，并不是说三者之道都是从性命为体、作用不同这一角度来讲，而是以儒教为主体的三教合一学说。王阳明对佛老二氏依然持批判态度，所以认为儒者不应该兼取二氏之学。

我们再多了解一些王阳明倡导“致良知”说以后对佛老的批判吧。王阳明认为，佛教以“无（空）”为宗旨，却有要脱离生死苦海的私念，因此没有做到真正的无；道教以“虚”为宗旨，却有祈祷长生不老的私念，因此没有做到真正的虚。而圣人无任何私念，因此做到了真正的虚无。他觉得遵循良知可以把万事万物看作绝对虚无，不会有一丝私念，于是从这一立场上对佛老二氏加以批判。（《传习录》下卷）

王阳明又批判说，佛教主张无执着，即不可着相，这反倒是陷入了着相的状态。也就是说，儒教承认君臣、父子、夫妻都是实际存在的关系，因而能够坦诚对待。而佛教认为这些关系都是烦琐的，想要逃避，结果是着相于此。儒教以仁来处理父子关系，以义来处理君臣关系，以别来处理夫妻关系，所以没有着相。总之，佛教否定诸般事物的存在，想要逃避，虽主张无执着却陷入了执着。（《传习录》下卷）

门人黄直（字以方）又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

王阳明回答说：“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传习录》下卷）

总之，儒教是动静一体的，而佛教是沉沦于静。概括地说，二者都主张动静一体，但儒教以动为本，佛教以静为本，这样说来二者的区别不够分明。如果以王阳明所讲的有无天理来区分，则会更清楚。

前文提到，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王阳明得到朝廷恩准，回到故乡越地，收钱德洪等八十多名弟子，对他们讲学。到了嘉靖二年（1523），门下弟子日益增多，讲学呈现出空前的繁盛景象。钱德洪曾在《传习续录》二卷的跋文中描述了当时的盛况：

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以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王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徒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

读到这里，我们便可深切感受到王阳明讲学的魅力以及对门人的感化力。

嘉靖三年（1524），时任浙江省绍兴府知府的南大吉成为王阳明的门生。南大吉性格豪放阔达，不拘小节，他听了王阳明讲学，颇有感悟。当时，两人有过这样的谈话（《年谱三》）：

大吉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

先生曰：“何过？”

大吉历数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