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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阳明晚年 书院四大记（第1页）

第十九章阳明晚年书院四大记

如前所述，南宋初年，自朱子复兴了荒废的白鹿洞书院以来，各地纷纷建立书院，至后世益发兴盛。朱子时期，有四大著名书院，这其中就包括白鹿洞书院。

书院学缘何如此勃兴呢？不言自明，这与宋代新儒学的勃兴关系密切。随着书院学的流行，新儒学也日渐兴盛，因此，以禅学为主流的时代终结，进入了以儒学为主流的时代。

到了宋代，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训诂记诵之学遭到批判，人们认为儒学应该是学习圣人之学，以修身治国为宗旨。也就是说，立志成为圣人才是儒学的根本特色。因此，书院学开始流行，院主都是专修儒学、以经世之学为宗旨的大儒，他们不再讲述过去学校教育中的训诂记诵之学。

然而到了元代，科举考试中开始采用朱子学，专门考查朱子学对经典的解释。到了明代，学术思想方面甚至产生了推崇朱子学、排斥其他学派的倾向。因此，宋学的百科全书《性理大全》出版后即成为科举考试的中心内容，学校教育中甚至出现了只重视朱子训诂记诵之学的风潮，丧失了圣学的原本精神。朱子学被形式化、固定化，在这样的时代，书院学本来的精神自然不复存在。

王阳明生于明代中叶，少年时曾声称要读书学做圣贤，让私塾先生大为吃惊，晚年又主张良知才是千古圣贤的奥义，是圣学的正法眼藏，因此他自然会强调书院学的宗旨。

嘉靖四年（1525），除前面提到的《从吾道人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之外，王阳明还写了四篇书院记或县学记，被称作“四大记”。文中阐明了书院学、圣学本来的宗旨，也论述了关于“良知”说的新见解。

《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王阳明所写的“四大记”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王阳明心学的特色。

前文提到，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在故乡越地讲学，有众多门人前来听讲，其中就有绍兴府知府南大吉（字元善）。他感慨世间学问已陷入末学（朱子学末流）的支离状态，立志复兴圣学，于是命绍兴府山阴县知县吴瀛修复并扩建稽山书院。该书院位于绍兴府卧龙山西岗，荒废已久。书院后新建尊经阁，南大吉道：“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他请王阳明写一篇告诫弟子的文章，即《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在这篇《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王阳明首先论述了“六经”的经义。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称作四端）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称为五教）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接着，他又具体讲述了“六经”之常道：

是常道也，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

王阳明论说的特色在于将“六经”之常道归于吾心，认为“六经”为一、为心，看上去是在说一即多、多即一，其实这是王阳明用性命来体认的道理，并非简单的空谈。下面看一下王阳明关于“六经”归于吾心的论点：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所以尊《春秋》也。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学绝不忽视“六经”。世间的朱子学者往往批评陆象山与王阳明疏忽了读书穷理，这其实是对陆、王二人的误解。王阳明虽然不如朱子饱读诗书，但是，打开《王文成公全书》，我们便可发现王阳明是何等的博学多识。

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的后半部分，王阳明写道：“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指出“六经”不在心外而在心内。王阳明又说：“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

最后王阳明又论述了“六经”不明于世的原因，如下：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

王阳明断定，像这样把书读成“乱经、侮经、贼经”的人，等于撕毁心之“记籍”，根本不知道尊重“六经”。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王阳明一语道破“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可以说这句话最能体现阳明心学的特色。

陆象山是朱子的讲友，他提倡心学，指责朱子的理学是支离之学，曾说：“‘六经’注我，我安注‘六经’。”（《陆象山全集》卷三十四）杨慈湖是陆象山的高徒，四明学派，称易为“己易（《易》者，己也）”。在上面的论述中，王阳明是从心学出发，比陆、杨二人的论点更加细致精微。

从心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说王阳明吸收了陆象山的心学，而杨慈湖的心学则传给了年长于王阳明的陈白沙。因为陆王心学主动，而杨陈心学主静。

陆象山还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象山年谱》）王阳明的心学也是同样的立场，不过相比之下，阳明心学更加精微，而陆象山的心学稍显粗略。那是因为，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龙场大悟以后，经历千苦万难，闯过生死关头才得到的，因此更为深刻透彻。这一点可以从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良知”说得到验证。王阳明晚年时认为，天地万物自不必说，就连草木瓦砾也要通过良知获得理性。

西方哲学家认为阳明心学是观念论，而王阳明则认为，不可忘记凡事要经过深刻的体认而获得，不能依靠思索来思辨。

戒除门户之见

王阳明将《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寄给讲友湛甘泉，湛甘泉则回寄给他自己写的《广德州儒学新建尊经阁记》（《甘泉文集》卷十八）。对此，王阳明在书信《寄邹谦之（五）》（《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称赞其与自己的思想大意相同。

也就是说，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说“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阐述了良知中有圣人之道，无须外求这一主题。而湛甘泉在他的《尊经阁记》中写道：“今之谓聪明知觉，不必外求诸经者，不必呼而能觉。”他批评了王阳明的观点。

对此，王阳明回应道：

今甘泉乃谓“今之谓聪明知觉，不必外求诸经者，不必呼而能觉”之类，则似急于立言，而未暇细察鄙人之意矣。后世学术之不明，非为后人聪明识见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胜心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说之已是矣，而又务为一说以高之，是以其说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学术之不明，使后学无所适从，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党自相求胜之罪也。今良知之说，已将学问头脑说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胜心，务在共明此学，随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诱之，自当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门户，外假卫道之名，而内行求胜之实，不顾正学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党同伐异，覆短争长，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谋，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触，辄漫及之。盖今时讲学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寄邹谦之（五）》，《王文成公全书》卷六]

也就是说，王阳明告诫门人提倡“良知”说时不要立门户之见，陷入党同伐异的错误中，同时勉励自己也要努力防止此弊端。

《亲民堂记》

王阳明“四大记”中第二记便是《亲民堂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这篇文章记录了浙江省绍兴府知府南大吉将官衙命名为亲民堂的过程，解说了“亲民”的意义。不仅如此，王阳明还叙述了《大学》中“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三大纲领的关系。当然，其根本在于致良知之道。

南大吉在任浙江省绍兴府知府时，向王阳明问政。

王阳明答：“政在亲民。”

南大吉问：“亲民何以乎？”

王阳明答：“在明明德。”

南大吉问：“明明德何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