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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 前言01（第2页）

由此可见王阳明在克服私利、私欲方面倾注了很多心力，在他提出“良知”说以前，他一直强调实践修行的必要性。

正德十四年（1519），一直以来都在寻机篡权的宁王朱宸濠，终在江西省南昌起兵叛乱。这次叛乱对于明朝皇室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大事，王阳明闻讯后立即招募义兵前去讨伐，很快就击破叛军，并生擒朱宸濠，立下大功。

而武宗身边的佞臣张忠和许泰却想把功劳归于武宗亲征，不但给王阳明出难题，而且还在武宗面前进谗言诋毁王阳明。王阳明不得已，只好上疏称战功归于武宗亲征，并将朱宸濠交给朝廷。

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王阳明来赣州阅兵，并激励兵卒。权臣江彬怀疑王阳明有谋反之心，派人查探动静。门人深感忧虑，王阳明则作诗《啾啾吟》，诗中写道：“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同年九月，王阳明回到南昌。回去之前，王阳明首次对门人陈九川讲述“致良知”为学问之根本。关于良知，王阳明以前也曾讲过，自从经历了宸濠之乱及张忠、许泰之难后，他便开始相信良知可以使人忘却患难，超越生死，因此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王阳明在给门人邹谦之的信中这样写道：最近开始相信致良知是真正的儒学宗旨，以前怀疑只是这一个词还不够，如今尝尽苦难后才明白只要良知就够了。打个比方说，良知就像船上的舵，只要有舵，浅水之中也可自由行船，即便是波涛汹涌，只要舵在手中，就不用担心沉船溺水。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自古以来圣人相传的血脉，而且任何人都天生具备。只要遵从良知，人们就能立即判别事物的真伪、是非、善恶，私利、私欲之念就像投入火炉中的雪一样瞬间消融，便可以好善憎恶，一切行为以天理为依据。这样一来，朱子所讲的“物理”非“良知”莫属。朱子也曾指出“物理”本在心性之中，如果求之于吾心，则会以心求心陷入混乱，不如求之于心外之物。王阳明说，那样的话心与理不能融为一体，而且物理无限多，如果按照朱子的做法，一生也无法穷理。

王阳明的这种思想，给予有志于圣学的人很大的信心。而且他说每个人天生具有和圣人一样的良知，因此他的教诲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气概。当时聆听王阳明教诲的人都不禁欢欣鼓舞。

王阳明晚年提倡的良知，是他经过百死千难才领悟到的，不得已才用一词概括。然而有人以为“良知”极其简易，忘了通过脚踏实地的修行来磨炼内心，反而做出背离良知的行为。一般人的良知已被功利之念污染，如果不通过切实的修行将之扫除干净，就不能正确发挥良知作用。因此王阳明在“良知”二字前面又加一个“致”字，强调实地修行的重要性，又说良知的本体在于修行即功夫，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如此说来，良知总是在功夫中提高。这就是“本体功夫一体”论。朱子学的观点是通过功夫达到本体，而阳明学则认为功夫为本体之作用。这也是阳明学与朱子学相比的特色所在。

关于阳明学的要旨，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知行合一”“事上磨炼”“致良知”。但是，关于王阳明的“良知”说，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忘记。那便是，王阳明曾说过，把良知作为万物一体之心的知觉，遵从自己的良知，便可成就万物一体之仁。孔子以来儒学中“仁”的思想至此得以集大成，所以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说影响广大深远。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因平定宸濠之乱建立大功，被封为新建伯。其后他的学说仍然遭到指责，但是他一边静养，一边向门人讲学。世宗嘉靖六年（1527）五月，王阳明又受命征讨广西省思恩、田州的叛贼。王阳明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难当此重任，上疏辞退，但是没有得到恩准，同年九月，他万般无奈地踏上了征途。

王阳明以“神武不杀”为宗旨，劝说叛贼归顺，但是广西省八寨、断藤峡的山贼对百姓危害极大，因此王阳明予以征伐。嘉靖七年七月，王阳明向朝廷上奏战绩，同时奏请还乡养病。因为病情加重，在没有得到朝廷恩准的情况下，王阳明于八月踏上了回乡的旅途。在广州城疗养两个多月后，王阳明于十一月从广州城出发，当月二十六日越梅岭朝南安进发。二十九日，他坐船行至南安青龙铺，对门人周积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然后与世长辞。可以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句话最为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良知”说的主旨。

以上大致叙述了王阳明的生涯和思想形成的经过，最后来看一下阳明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是春秋时期的人。孔子的教诲即儒学的特色在于：追求以人伦道德为主旨的理想社会，尊重并学习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创造适应时代的新法则。《论语》中有“温故而知新”，这句话最简洁地表达了儒学的特色。法家等现实主义者完全遵循人们的现实想法，否定传统文化；老、庄等超越主义者否定一切人为，主张自然无为，彻底批判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儒家和它们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是古代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讲述人伦道德，但是并不论及其本体、本源等形而上的东西，只是论说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总之，孔子论说的仅限于德行。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同时受到老、庄等超越主义的影响，开始提倡德行的根本即人的本性、良心。到了秦汉时期，《中庸》一书问世，至此儒学开始论述德行的本体、源头。因为老、庄论述的是深远之道，所以当时的儒学家想要超越他们，便向纵深挖掘儒学论述的道德思想。

后来，儒学成为训诂记诵之学，思想上未取得很大进展。到了宋代，受道教、佛教刺激，新儒学得以兴盛。宋代儒学的代表是朱子，他将孔子思想中蕴含的深远、形而上的东西变得明确，并将其系统化，于是产生了拥有广大深远体系的儒家哲学。

朱子学提倡理论与实践，即知与行并用，而明朝中期王阳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两者相比较，简单地说，朱子学倾向于以知为主，而阳明学倾向于以行为主。王阳明认为，以行为主，所以知行合一。华严、天台学主张教学与坐禅并用，而禅学主张专心坐禅，这种发展过程和朱子学发展到阳明学的形式完全相同。这种思想的发展和西方正好相反，可以说是东方思想的特色。因此有人说西方思想是理论性的，而东方思想是实践性的。

比较一下朱子和王阳明的学术差别，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人为什么偏爱阳明学。王阳明主张以行为主的知行合一，这是中国儒学的精神实质。王阳明继承发扬的，或者准确地说，复兴的正是儒学的践行精神。而朱子一生治学，理论丰赡，践行太少。换个角度来看，阳明学其实是回归到了孔子论述德行、实践德行的观念上。

此外，比较一下朱子学和阳明学的话，可以说朱子学重知，而阳明学重情。从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阳明学是孔子儒学的嫡传。因为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篇》），“与人之心”中包含了孔子思想的精要，可以说是对世人深切的仁爱之情。

儒学提倡的诸般德行中，仁为最高标准，被认为是全德。因此可以说孔子论述的人伦道德的根本在于情。孔子难以排解自己的忧世之情，所以为救世济民而东奔西走，席不暇暖。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也一样，其中一字一句都体现了他深深的忧世情怀。

日本人本来就是感情丰富的民族，比较重情，这也是阳明学受日本人青睐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