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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从神的时代到人的时代 宗教改革（第1页）

第二十二章　从神的时代到人的时代：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原因——欧洲中部和北部一些国家的宗教改革，是为了反抗罗马天主教会至高无上的权力，后来引发了一个革新的基督教“新教”的创立。与此同时，这些进行了宗教改革的国家也彻底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政治影响。

宗教改革的开端和文艺复兴密切相关。学者们发现罗马教会的很多教义在《圣经》中都没有被提及。他们将《圣经》视为上帝的原话，而且认定罗马教会脱离了上帝的教导而犯下了错误。到了15世纪末，罗马教皇都愿意走下神坛去追逐世俗的名利和享乐，不再将为人民谋求宗教福祉视为己任。教会为了攫取钱财，滥用人民的信仰。信众们被歪曲地教导，例如他们逝去的亲人们的灵魂因为生前所犯下的罪孽，现在正在炼狱中接受惩罚，但是，如果付钱给罗马教皇的代理人，那些可怜的灵魂就可以得到宽恕，不再遭受那种可怕的折磨。同时，教皇的代理人收钱之后会给一些写好的赎罪券来书面赦免一定数量的罪孽。这种宽恕或者“特赦”，在道德上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大多数普通人相信，只要交钱给教会，邪恶就能变成善良。（1）

总之，导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是以下几点：第一，文艺复兴运动的活跃使得人们像质疑其他思想领域的传统和权威一样质疑宗教；第二，反对教会在世俗事务中的过多干涉；第三，教会本身的各种恶行。

宗教改革的进程——从16世纪初直到17世纪中叶，宗教斗争占据着欧洲历史最重要的部分。德国是宗教改革的风暴中心，然后反抗的力量一直蔓延到瑞士、法国、荷兰、英格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些国家中，除了法国，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抛弃了教皇。可怕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标志着由宗教纠纷而引发的武装冲突达到顶峰，也标志着它的终结。在那之后，宗教因素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对抗。

德意志的宗教改革——早在与罗马公开对抗之前，德意志就曾单独反对过教皇的宗教独裁。但是这些规模不大的反抗都被镇压下来。第一批宗教改革的领导者遭遇了失败和死亡，再次挑战基督教会需要舍生忘死的勇气。

1517年，售卖赎罪券在德意志变成了一种令人憎恶的可耻行为。来自维滕贝格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来谴责“贩卖赦免”的行为，并将这些文章钉在维滕贝格的教堂大门上。印刷工人们印刷了马丁·路德这些抗议的文章并散播到整个德意志以及周边地区，所到之处无不激起了强烈的**。当教皇利奥十世眼见自己的权威在新的教义面前摇摇欲坠时，他便发布了一条训令（“bull”专指罗马天主教皇的诏书），威胁要革去马丁·路德的教籍。而马丁·路德则公开焚毁了教皇的训令，以示与教会的决裂。

沃木斯议会（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1521年，他命令马丁·路德到沃木斯城，在帝国议会（由贵族和显要人物组成的议会）面前为自己的教义辩护。马丁·路德只是一个普通人，面对整个国家和教会的尊严和力量，这场饱含敌意的审判几乎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事情。但是他表现得无所畏惧，明知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危险，他仍然拒绝放弃自己的教义。他最后说道：“一个人违背自己良心的行为，既不安全也不正确。”查理五世下令保护马丁·路德的安全，他才得以毫发无损地离开沃木斯城。但是，一项帝国的禁令紧随其后，命令逮捕马丁·路德，并将他的书籍全部烧毁。

马丁·路德翻译《圣经》——这位宗教改革的领袖被他的朋友接走，并藏在德意志中部的瓦特堡，保全了性命。在隐匿期间，他将《圣经》翻译成德语。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很快成为最受关注的家庭书籍，它对后来的德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教——到1530年，宗教改革运动已经蔓延到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因为宗教改革的支持者正式反对一些支持天主教会的帝国法令，所以他们被称为“路德教徒”或“新教徒”。新教废除了修道院、禁欲以及其他很多之前天主教会的教义。新教认为，只有《圣经》才真正是上帝所说的话，拒绝接受教皇的权威。

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早期压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迫切希望维持自己领土上的天主教信仰。如果他可以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对付马丁·路德的追随者，那么就能将这次反抗扼杀在萌芽之中。但是他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战争，以及来自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的攻击，使他不得不从德意志本土的事务中抽身而去。最后，当宗教战争爆发的时候，查理五世击败了支持新教的贵族，并将他们中的一些人囚禁起来。新的宗教似乎注定要失败。

但是教皇本人却担心查理五世的权力过大，并试图维护自己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就在天主教的领袖们在谈判中浪费时间的时候，新教徒们重新崛起，几乎俘虏了查理五世。于是查理五世放弃了继续争斗，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1555年）。根据这个和约，神圣罗马帝国的每个贵族和每个自由城市都可以选择天主教或者新教作为信仰，但是所有臣民必须遵守统治者所规定的宗教信仰。换句话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保证了国家宗教自由，但是也明确了对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容异己的原则。

查理五世（1516年—1556年在位）——有一段著名的拉丁诗歌在16世纪非常流行，里面是这样写的：“让别人打来打去吧，而你，幸福的奥地利，你就联姻吧。”实际上，哈布斯堡家族通过幸运的联姻在奥地利所获得的权力要远胜于其他王朝通过战争的所得。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政治联姻就是奥地利大公腓力一世娶了西班牙伊莎贝拉一世和斐迪南二世的女儿。这次联姻也诞生了后来著名的查理五世，他后来成为西班牙国王、奥地利大公、尼德兰以及其他一些小国的统治者。因为他还是富饶的美洲殖民地的主人，所以他可以自豪地宣称他的帝国是日不落帝国。1519年，查理五世被推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是他所拥有的权力是查理大帝死后任何一个西欧国家的君主都不曾达到过的。

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之间的竞争——上面已经提到过，查理五世本可以轻松粉碎新教运动，但是两个可怕的敌人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牵扯了他太多的精力。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好战君主，作为竞争对手，他倾尽全国之力来挑战查理五世的权力。他曾殚精竭虑地与查理五世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没能如愿，于是弗朗索瓦一世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与查理五世的战争当中，试图推翻他的皇位。这两个君主之间的争斗使整个欧洲在14世纪的时间里都处于战乱之中（1521年—1544年）。二人都没有获得决定性的优势，而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却坐收渔人之利，他们占领了匈牙利。

尽管拥有巨大的资源，但是查理五世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那些最重要的计划化为泡影。他既没能彻底击败法国，也没能镇压新教。在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之后，查理五世厌倦了他那些徒劳无功的争斗，心灰意冷地去了修道院，从此不问朝政。他的儿子腓力二世继承了西班牙王位，还得到了荷兰以及那些殖民地。

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宗教改革——在瑞士，茨温利积极推动着宗教改革，他的教义和马丁·路德的教义有所不同。他的影响力几乎都在瑞士境内。约翰·加尔文是一个定居在瑞士日内瓦的法国人，他在国际上获得了声誉和影响力。他的教义在法国、英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都有很多追随者。马丁·路德、茨温利以及约翰·加尔文，这三位伟大的宗教改革领袖的各自教义在某些地方永远无法达成一致。马丁·路德的教义在欧洲北方国家中传播较早，新教很快成为丹麦和瑞典的国教。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南部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天主教信仰。宗教不容异己的仇恨在一个教派对另一个教派无法停止的敌视中始终延续着，从第一次挑衅开始就做好了爆发流血冲突的准备。

英国的宗教改革——一位自私而专制的国王反复无常的行为决定了英国宗教改革的进程。亨利八世（1509年—1547年在位）即位的时候，和弗朗索瓦一世以及查理五世一样，非常年轻。他善于神学辩论并引以为傲，还通过出版反对马丁·路德教义的小册子来展示他的学识。亨利八世作为国王对天主教的支持令教皇十分欣慰，因此被授予“护教者”的头衔，英国国王至今仍保留着这个头衔。但是亨利八世自己的“信仰”很快就和罗马教皇的信仰背道而驰了。

亨利的妻子是西班牙卡斯提尔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女儿凯瑟琳，是他已故哥哥的遗孀。虽然和自己的寡嫂结婚是违反教会法令的，但教皇还是赦免了亨利八世，并宣布二人的婚姻是正当的。凯瑟琳比她的这位新丈夫大得多，没能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亨利八世厌倦了她，想要另娶一位名叫安妮·博林的年轻宫廷美人。然而只有经过教皇的批准才能离婚。亨利八世便以与凯瑟琳的婚姻非法为由催促离婚。假如不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担心冒犯了凯瑟琳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那么他也很乐意同意离婚去取悦这位英国国王。克莱门特七世因为非常担心与亨利八世和查理五世二人中的任何一位关系恶化，于是将离婚的问题搁置了好几年。最后亨利八世失去了耐心，他决定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英国永远脱离了罗马教会的控制。《至尊法案》（1534年）使英国国王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当然，亨利八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娶安妮·博林为妻。除了之前属于教皇的权力掌握在国王的手中之外，亨利八世给他的臣民所规定的宗教与罗马天主教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宗教不容异己的原则产生了最奇怪的结果，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被当作异端邪说的追随者而被处死。前者是因为依附教皇的领导，后者则是因为反抗天主教教义。

在亨利八世继任者的统治下，英国的宗教政策因为不同的统治者及其廷臣所持有的各种观点而摇摆不定。那些与统治者宗教信仰不同的人除非能与所规定的宗教教义保持一致，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被处死。总体来说，英国教会比亨利八世更倾向于新教，但是宗教改革也从没达到约翰·加尔文的追随者所满意的程度。当大多数人都屈服于英国教会的时候，有两个群体作为反对者始终不肯低头，他们是天主教徒和激进的新教徒——通常被称为“清教徒”。

宗教改革在欧洲大陆的阻碍——在马丁·路德的有生之年，宗教改革运动传播得如此迅速，甚至蔓延到了意大利，连罗马教皇都似乎面临被废黜的危险。罗马天主教会做出了最艰苦也是最系统的努力来捍卫对人民的控制，并成功地赢回了很多“迷途的羔羊”。

有4件事情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帮助最大：

（1）新教的内部分歧使很多人怀疑他们的教义是否正确。自从马丁·路德将茨温利称为异教徒以及约翰·加尔文将所有反对者视为异端以来，人们不由得心生疑问，是否留在统一的罗马天主教会更加安全，至少其内部没有人单纯地质疑天主教的教义。

（2）罗马天主教会的领袖们为了消除来自反对者的批评，他们对教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废除了一些公认的弊病恶习。这一措施被称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

（3）教皇加强并扩大了一个叫作宗教法庭的特别法庭，亦称宗教裁判所，其职责就是惩罚异端邪说。被怀疑与正统教义有分歧的人会送到宗教法庭接受审查。如果被裁定有罪，这些人通常会被活活烧死，尽管这是一种十分残忍的杀人方式，但是也很流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为声名狼藉，因为其成员以耶稣基督的名义犯下了无数残忍的谋杀罪行。尽管后世会对宗教裁判所的残忍手段进行审判，但在当时，宗教裁判所确实将“异端邪说”全部都驱逐出了西班牙和意大利。

（4）假如我们把宗教裁判所描述为一个防御性和破坏性的组织，那么就必须用相反的词语来描述耶稣会，那完全是一个进攻性和建设性的组织。1540年，西班牙贵族伊格纳修·罗耀拉成立了耶稣会，其目的是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传播天主教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教育的控制。通过所有成员无条件服从命令的纪律以及他们高人一等的学识，耶稣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宗教和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