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袁世凯当然喜不自禁。
1903年4月9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给帝后上了《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在折子里,他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一句话,科举是万恶之源,科举是罪魁祸首。科举不废,国将不兴。
两年后的1905年,袁世凯又亲自执笔,写了一封奏折,与张之洞、岑春煊等另外五个封疆大吏一同联名上奏:现在还不废科举,过十年再废就晚啦!
过了两天,清廷答复,准了:“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随着一道诏书颁布,盛行1300多年的人才选拔制度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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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在自己的推动下被废了,曾经的落榜考生袁世凯当然得意。
对此,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曾回忆说:“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他说,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
然而,随着科举被骤然废除,还有一件让袁世凯意外的“大礼”,在清末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开始酝酿。
1905年10月15日,清末举人刘大鹏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下诏停止科举,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弟子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10月23日,刘大鹏又写道:“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两个月后,刘大鹏的日记里又出现这样的文字:“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借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简单来说,戊戌年仓促废除科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1905年废除科举的时候,再次出现了:年轻人不再读“书”,而读书人不仅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现实。
弊端远不止于此。
由于配套的政策没有跟上,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清末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宛如地震一般。
没了科举,私塾便失去了存在意义。私塾倒闭后,城里的孩子尚能进新式学堂学习,而乡里的孩子却落到无书可读的境地,文盲率竟因此大幅提高。1915年,梁启超便评论说:“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
而那些读了学堂的孩子,由于学堂风气西化,他们竟能“议论毫无忌讳,指斥政治得失”,甚至敢言“排满”二字。
一时间,社会上的革命风气日日渐浓。这大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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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废除6年后,当年12岁的孩子长到了18岁,当年18岁的少年长到了24岁。
童年、青春,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由于卸掉了科举的枷锁,变得自由奔放,无形无拘。
1911年10月10日,一群年轻人在武昌举起了反旗。一瞬间清廷的统治土崩瓦解。
次年,袁世凯带人逼宫。
灭亡清廷的社会基础已经广泛形成。无奈之下,曾经的科举状元张謇,代清廷写下了逊位诏书。而袁世凯则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第一功臣。
当年的科举落榜生,不仅灭了科举制度,还把一个朝代给灭了。
如果1879年的考官能预知未来,他们在提笔钦点举人的时候,会不会犹豫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