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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这颗毒瘤乾隆为何舍不得割掉（第1页）

“腐败”这颗毒瘤，乾隆为何舍不得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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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因为一个洋人进京告御状，乾隆皇帝怒了。

告御状的是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中文名叫“洪仁辉”，在经过天津知府灵毓转呈的告状信中，詹姆士·弗林特控诉位处广州的粤海关官吏，说他们对外国商人贪污索贿、层层剥削勒索，并且多年来一直粗暴对待洋商。

读到这封“洋状”后，乾隆非常恼火，在他看来，洋人万里迢迢进京告御状，这不仅仅是大清开国未有之事，在历史上更是前所未闻，堂堂天国上朝，如今竟然闹出这种事，实在有损帝国颜面。

随后，乾隆下令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并嘱咐说：“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詹姆士·弗林特状告大清官吏贪污腐败，是18世纪，在华外商的集体心声。

这位外商告御状这一年，恰好是清廷启动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从1759到1842年，广州由此开启了长达83年的中国贸易进出口垄断时期，也就是这83年，外商们更体会到了在中国做生意，是何等之难。商品想在中国流通，就要靠贿赂，200多年前，外国商人们在粤海关体会很深。

在当时，针对外国商人收取的关税，主要分为船钞或货税两种方式。假如是征收船钞，则按照规定，大船是缴纳银子1200两，中船是960两，小船是大约340两。但实际上，按照这种征税方式，假如不贿赂，外商通常都会很吃亏。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艘货船来到广州经商，一开始，清朝的官吏们开价是要征税2065两银子，在经过历时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后，这笔“船钞”关税最终是以500两银子成交，当然英国商人的代价就是，私底下要向大清的海关官吏们“赠送”320两银子。

不管怎么说，经过一番贿赂，还是少了1000多两银子的税，英商还是很开心的。但这也正是让外商们感觉害怕的地方，他们很快就发现，在大清朝做生意，关税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可以遵循，一切都是不透明的，具体缴纳多少关税，只能是凭着感觉跟清朝的官员们软磨硬泡、讨价还价。

在这个地方，关税和贸易体系，是黑暗且摸不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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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不透明，没有明文规则可以遵循，这是让所有商人都感觉害怕的地方。在当时，大清表面上对外的关税税率是4%，但在实际征收中，远远不止于此。

除了“船钞”，大清对外征收的关税，还有一种叫作“货税”的方式，这种方式一是包含大概固定的商品价值4%的关税；另外则是一个难以衡量的黑暗收入“陋规”（也称“规礼”）。所谓“陋规”，说白了就是一种上不了台面，需要缴纳的约定俗成的“贿赂”。

我们再回到大清的粤海关，在当时针对外商，除了正规4%的关税，另外针对每艘商船，还要另外征收1950两银子的“陋规”，说穿了，这笔钱就是用来在关税之外，打点粤海关“各路神仙”的“买路钱”，为了进入中国做买卖，这钱你不交也得交。

当时的外商回忆说，尽管名义上当时大清的关税仅为商品价值的4%左右，但实际上加上各种贿赂的“陋规”在内，一艘外国商船在粤海关，需要缴纳的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关税和贿赂，需要达到商品价值的20%还多。

到了道光十年（1830年），当时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就统计说，当时一艘一等“夷船”进入广州粤海关，需要缴纳的各种关税和贿赂，大约需要3350两白银；一艘二等“夷船”，则大概需要缴纳2260两白银的关税和贿赂——这些钱，只有极少部分进入了大清的国库，绝大部分，都流入了帝国各路大小官吏和中间商们的腰包。

其实，乾隆皇帝对于海关官员们大举索贿这件事，心里明白得很。因为乾隆知道，大清自开国以来，公务员们实行的都是低薪制，收入都很低，假如不给他们“放水”给点“甜头”，这些官员们，是活不下去的。

以乾隆时期的粤海关监督（相当于关长）为例，这个官职在当时是二品大员，但这个官职当时一年的工资，仅仅是155两银子（乾隆时期一两白银，折合2019年人民币约为300元左右，155两白银年薪，相当于人民币4万多元），所以清朝历代的皇帝们都很“贴心”，对于大清的官员们贪污腐败，很多时候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二品大员年薪才155两银子，中下级官吏的工资，就更低了。

当时，广州粤海关的大关清书，也就是普通文案工作人员，月薪是3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900元左右；粤海关当时的巡役，也就是海关稽查人员，当时月薪是3。09两银子，每月工资折合2019年物价也是900多元人民币；而粤海关当时的后勤人员例如“堂役”，月薪更是低至仅有0。58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170元左右。工资低到这个份上，让他们不贪污，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如果仅仅靠工资，大清的官员们是无法养家糊口的，但如果提高工资，大清的财政又将不堪重负，所以清朝历代皇帝，对于海关工作人员们实际等同于索贿的“陋规”，基本都予以了默认和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