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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如果没有他大明早就亡了（第1页）

张居正：如果没有他，大明早就亡了

当奉圣旨查抄江陵张府的“专案组”打开大门时，一幕人间惨剧呈现在世人面前：张家老小妇孺有17人饿死在府里，有的尸体已被饿红了眼的家犬吞噬殆尽。

十几天前，“专案组”从京城出发时，先行命令当地政府封闭了张府所有出入口。张家大小数十口人来不及退出，被锁在了门内。有些人活活饿死，惨不忍睹。

“专案组”简单处理了现场，开始抄家。张居正的几个儿子被分头提审，接受各种严刑拷打。大儿子张敬修经受不住暴力与羞辱，悬梁自尽，死前，咬破手指头在衣服上写下血书，为父亲的清白抗辩。

此时，张居正已经死去两年。从天堂到地狱，却只需皇帝的一个决定。

万历皇帝——那个曾经对张先生毕恭毕敬、又怕又爱的年轻人，数次向张先生许诺，会替他看顾好他的子孙。

原来就是这样的“看顾”法儿。

1

张居正生命的最后两年，对于自己的急流勇退有过认真的打算。

万历八年（1580年）二月，他向18岁的皇帝上疏，请求退休。他在疏中回顾说，当首辅九个年头来，直面闲言恶语，每天辛苦劳瘁，不敢有任何推脱避让，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为了“图报国恩”报答先帝当年托孤的信任和礼遇。

张居正对权力及其风险的认知，极其清醒。他在疏中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

权位不可以贪恋，熟稔本朝内阁斗争史的张居正，看得比谁都清楚。他只是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皇帝赋予的权位还给皇帝。此次上疏请求退休，他认为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客观上，经过八年的改革，人事、经济、边防等国家要务较之前大有起色，基本进入正轨。而且皇帝已经成年大婚，实现“亲政”是必然的。主观上，张居正说自己56岁了，须发变白，血气早衰，怕身体条件不允许他继续干下去。

根据笔者的理解，张居正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实际上是为了说服皇帝的一个借口。万历在情感上应该有同意张先生退休的想法，但他的母亲李太后很快制止了他这种念头。李太后说，张先生要辅佐你到30岁才行。

照太后的意思，张居正还要干12年，到68岁退休，身体也没问题。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说，张居正归政乞休是一种谋定而动的办法。明代的内阁，自张居正以上，从夏言到严嵩，再到徐阶、高拱，凡是掌握过国家大权的最后都付出了最大的代价。矛盾的心理，惧祸的心理，最后驱使张居正走上归政乞休的道路。

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小看了张居正。

2

张居正绝非平庸之辈。他的字典里，绝对找不到“明哲保身”这个词。

官场险恶，不在他考量进退的范畴之内。在他30岁的时候，严嵩当权，他人微言轻，没有干预政局的能量，于是决定离开官场。他以养病为由向吏部请假，回到老家江陵，一住就是三年。对他来说，这不是归隐或逃避，而是对抗污浊政局的表达方式，抒发怀才不遇的表白方式。

在那段闲居的日子，他写过两句诗：“江湖此日空愁病，独望宸居思渺然。”

宸居，是皇帝的住所，代指权力中心。可以看出，年轻的张居正其实人在江湖，心在庙堂。他心心念念的，从来不是隐居退避，而是寻找机会复出，实现匡时救国的抱负。

当内阁混斗，自己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之时，他给自己写过一句从政格言：“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同样意思的话，他还说过很多：“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明朝政坛从不缺乏清流，他们以道德洁癖相标榜，以洁身自好相砥砺。这样的人，如果不进入官场，留在社会上批判当局，监督权力，淳化风俗，不失为一种有感召力的精英模范。然而，这样的人，偏偏扎堆官场，变成了一群满口仁义道德、无裨社稷民生的庸官。用今天的话说，清流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爱惜个人羽毛，甚于天下苍生死活。

任何一个实干的政治家，最痛恨的人正是政坛上的清流。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的用人标准总结起来就只有一条：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循吏，指的是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只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官员。张居正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3

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

这些道德瑕疵，充满了张居正仕途上升的整个过程。

在隆庆、万历政权交替之时，他坚定地与秉笔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假装站队支持首辅高拱打击冯保，结果，以出其不意的反转，排挤掉了高拱，自己上位。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想通过制造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置其于死地。

而在表面上，当皇帝颁旨免掉高拱的首辅职位时，张居正声情并茂地上疏，为高拱求情。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后来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

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回忆自己参与的政事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

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清算张居正的导火索。

实际上，哪怕在张居正推进改革最有实绩，力挽本朝危局最得力，权力把控最给力的时候，针对他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这些攻击来自他的政敌、清流派，以及被改革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深知张居正的改革成绩斐然，无可指摘，所以只能试探性地在他的道德上做文章，以此离间他与皇帝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