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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敢死队 写完遗书他们背上炸弹（第1页）

1911年的敢死队：写完遗书，他们背上炸弹

前几天，我去见了个老同事。闲聊中，他说起前些天带着刚上中学的儿子，去了趟黄花岗公园，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父子俩对着墓碑，一个个读出上面的名字。

他说，他和儿子一样，只有在那一刻，才知道这些烈士的名字，以往，他只知道一个烈士的名字：写下《与妻书》的林觉民。其他烈士的名字，湮灭在72这个数字里面。

都说在大历史的洪流中，人民群众总是悲情地化作战争与灾难伤亡统计里一个个冰冷的数据。谁曾料到，即便是英雄烈士，经过时间的淘洗，也只能以群体形象让人记住。72，何尝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

这个数据的背后，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人生与选择？

1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下午五点半。喧嚣的广州城冒出了一队年轻的人马，每个人臂缠白布，脚踩黑面树胶鞋，腰缠炸药，手持枪刀，直奔两广总督府。

接下来的战斗中，这120余名英勇的起义者，有的当场战死，有的被捕就义，大多化作了黄花岗墓园内的一抔黄土。

喻培伦，四川内江人，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曾自称“世界恶少年”，表示对封建制度的挑战。他的特长是制造炸弹，留学期间，因研究炸弹不慎引发爆炸，引来了日本警察，并“牺牲”了右手三根手指。

喻培伦曾与汪精卫等人进京，谋刺摄政王载沣，计划暴露后，他侥幸逃脱，化名王光明、尤国楠，分别寓意“望光明”“忧国难”，在香港继续研发炸弹，被革命党人称为“炸弹大王”。

黄花岗起义之前，起义的计划已经泄露，清军在广州城内做了严密的戒备。要不要延期？革命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喻培伦十分气愤，向起义领导者黄兴慷慨陈词：“这次起义，倾国内外同胞的人力财力。如中途延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断送了革命？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

黄兴也非常痛苦，以往多次起义失败，已经使革命党人在海外募款越来越难，这次起义前后已用掉募款十多万元，如果无疾而终，如何面对资助革命的海外华侨？

黄兴决定拼个人一死，来挽救革命信誉。他本可以坐镇香港指挥起义，但自己冲到了第一线：“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

起义前夕，革命党人阻止喻培伦参加战斗。革命还需要他继续制造炸弹，为革命储备有用之才。喻培伦自己站出来反对说：“党人都是有用之才，如人人都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当革命需要流血时，我应为前驱！”

起义时，他胸前挂着满筐炸弹，勇往直前。退出总督府后，辗转巷战，他始终战斗在最前列。终因弹尽力竭，浑身受伤被俘。

面对审讯，他担心连累家人，至死都说自己叫“王光明”。

三天后，“王光明”遇害，年仅26岁。

2

在此次起义中，喻培伦的真实身份是一名“选锋”，即敢死队队员。

黄兴、赵声作为黄花岗起义的直接领导，吸取了此前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依靠起义中临时运动起来的军队、会党，他们纪律性不强，常常不听从指挥。

所以，革命必须精选一支由起义领导机构直接掌握的队伍，作为起义发难的先锋，这就是“选锋”。最初计划的选锋是500人，后来增加到800人。

参加选锋的很多年轻人，都是海外华侨。黄花岗起义遇难者中，有姓名可考者计86人，其中至少30人有华侨身份。年龄最小的才18岁，最大的52岁，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据说，当时想回国革命的年轻人太多，只能以抽签的形式决定谁能回国参加起义。越南侨胞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敢死队，因搭乘船只中途遇到大雾，没能赶上黄花岗起义。

选锋李炳辉，是一名马来西亚华侨，起义前夕回国。他母亲得知儿子回国了，想让他回家见一面。他也很想念母亲，但含泪给母亲写信，说有重要任务在身，现在还不能回去看您。在信里，他附了自己写的一首诗：

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

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

他牺牲的时候，年仅20岁，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未见上。

华侨郭继牧和余东雄是黄花岗起义遇难者中年纪最小的两位，一个19岁，一个18岁。

郭继牧是“侨二代”，生在南洋，长在南洋。他曾回到祖国，立志为祖国战斗。父亲欲为他订婚，他对父亲说：“男儿志行未遂，何以家为？”父亲一再坚持，他只能勉强成婚，婚后不久，他对妻子说：“我要到广州参加革命，这一去，成败不一定，假如不幸失败，切不可过于挂念我，还要请你替我孝养老父！”随即和余东雄一起回到中国，双双战死。

余东雄15岁加入同盟会，牺牲时年仅18岁。当初因他年龄小，同盟会未准他回国参加起义，他再三恳求，才被批准。

罗仲霍，原是广东惠东人，只身到南洋谋生，与妻儿阔别十年。起义前，妻子杨氏知道丈夫人到了香港，于是带着儿子远途跋涉去看他。

罗仲霍没有时间陪他们，仅用一点钱就把十年未见的妻儿打发走了，连一个晚上都未共同度过。妻儿走后，他心里很难受，但说不出来。数日后，他默默来到广州参加起义，在战斗中左脚受伤被俘。

临刑前，罗仲霍还对清朝官兵讲说革命宗旨，官兵们惊叹不已。

回国前，他已写过一首诗，表达了必死的信念：

公等健儿好身手，愧余一介弱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