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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怎样成为第一强省的（第1页）

湖南是怎样成为第一“强”省的？

湖南岳麓书院来了新掌门人，叫袁名曜。袁名曜是本省宁乡人，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11年后获聘任岳麓书院山长。一到任，门人就请袁名曜题写书院大门联。袁名曜说，我出个上联，你们对出来就是大门联。“惟楚有材！”他说。

大家都在使劲想。这时，湖南贡生张中阶进来了，大家告诉他有这么回事。听完，张中阶应声对曰：“于斯为盛！”

哇，张中阶这个对法很高阶。袁名曜出的上联典出《左传》，张中阶对的下联出自《论语》，都很有文化，意思也很美好，先把湖南人狠狠夸了一下，再把岳麓书院往死里夸。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天下闻名的门联至今还是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谁都可以到现场瞻仰一番。

历史上有许多事，说起来很玄。在这副门联出现之前的漫长的两三千年时间里，湖南人才不仅不盛，还惨淡得很。

那个时候，袁名曜的朋友、湖南安化人陶澍在国史馆参与编纂《嘉庆一统志》，一边编书，一边感慨，说我现在正在编辑儒林、文苑列传，湖南除王夫之之外，“得入者寥寥”。家乡历史名人不争气，搞得陶澍很没面子。

但是，在这副门联出现后的50年内，湖南人开始冒头，且一发不可收拾。整整100年里（约1850—1950年），湖南人才辈出，权势之重，功业之盛，影响之深，全国无出其右。用大师冯友兰的话说，湖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地区之一，不仅如此，湖南出的人才还都是大才，是“经纶治世之才”。

在全国各地“抢人大战”激战正酣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湖南人到底是怎样在近现代实现人才逆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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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感慨湖南历史上没人，戳到了湖南人的痛点。

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民国时期曾对“二十四史”列传中的人物进行籍贯考订，统计出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0多名，属于湖南籍的只有50多名，占比不到1%。比起雄霸前五位的省份——河南（912人）、河北（619人）、浙江（528人）、陕西（505人）、江苏（505人），湖南的人才历史简直惨不忍睹。

湖南自古不出人才，其实也不能怪湖南人，要怪只能怪地理环境。“地理决定论”在交通越不发达的时代，越能成立。

湖南地处内陆，不靠长江文明核心区，更远离黄河文明核心区，连运河文明的末班车也没搭上。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全省形成一个朝北开口的马蹄形。自古便有“四塞之国”之称，因而民性倔强，风气不开。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经这样评价湖南的地理氛围：“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也就是说，很长时间内，湖南人根本就是游离在中原文明之外。无论是贵族荫庇，抑或科举取士，哪一种人才选取模式，都轮不到又远又穷又落后的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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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无人才，怎么办？总得有人来带头，悲伤的陶澍站了出来。他是按下湖南近代人才爆发按钮的第一人，虽然影响不及曾国藩，但是，他影响了曾国藩（这一点很重要）。

陶澍是安化人，历任安徽、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他一生大力提倡实学，认为“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读经的目的是为了经世济时，为现实所用。在他周围，团结着一拨湖南籍人才。他自己则是嘉道年间湘系经世派的首领，带头大哥。

长沙人贺长龄，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辅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编订《皇朝经世文编》，后任云贵总督。《皇朝经世文编》是经世派的“圣经”，推动晚清士人从务虚向务实的方向发展。

在袁名曜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第二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书院来了个学生。这名学生是邵阳人，之前参加县试、府试，都考取了头名，前途看好。他在岳麓书院待的时间很短，但这段岁月影响了他一辈子。他就是后来编出《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魏源曾被陶澍、贺长龄延聘为幕僚，并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能领先同时代人几个身位，是因为有经世派学风打底。

湖南这一拨人才，还有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曾任湖北学政，晚年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贺长龄的女婿、长沙人劳崇光，曾任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陶澍的好友、善化人（现属长沙）唐鉴，理学大师，曾代理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湘阴人李星沅，官至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兼河道总督，等等。这拨人，是近代以来湖南人才崛起的先声。

陶澍对湖南的意义很大很大，因为他影响下的湘系经世派人才群给湖南留下了两件“法宝”。这两件“法宝”在此后湖南历次人才爆发中，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件“法宝”就是陶澍他们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影响所及，“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直白点说，这种学风影响下的湖南人，读书一般，但实践能力强，动起手来就能改造社会，改变国家。曾国藩、谭嗣同等不同时期的湖南人才代表，都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奉者与践行者。

另一件“法宝”则是，用实践告诉湖南人一个真理：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陶澍他们的主要活动，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内，而在省外。窝在省内，视野受限，空间狭隘，是没有什么大前途的。

湖南人要吸纳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必须到京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去，比如魏源中举后在江浙一带任职，接触了较多的外国文化，这才有了他那些警醒世人的进步主张。另一方面，湖南人要影响全国，在国家层面有话事权、话语权，也必定要走出去才行。太平天国时期，湘军成批走出湖南，造就了湖南人在国家军政系统无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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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人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他第一次会试落第后，特意转道金陵，去拜见前辈陶澍。他对陶澍极其佩服，曾细心研读过陶澍全集。这套《陶文毅公全集》，是益阳人胡林翼送给他的。

胡林翼是陶澍亲选的女婿，陶澍一度把他带在身边着力培养。在湘军高级将领中，胡林翼是对曾国藩渊源最深、私交最厚、帮助最大的人了。

湘阴人左宗棠，和胡林翼同一年进京赶考。胡考上了进士，左名落孙山。不过，胡极力向老丈人推荐左，左宗棠得以与陶澍相识。陶澍大左宗棠33岁，但他同样很欣赏这名晚辈，认定左宗棠将来必成气候。陶、左两人于是成为忘年交，发展到结成儿女亲家。

这样，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夜，围绕在陶澍身边，近代湖南真正意义上的人才爆发式群体——湘军的主将，已经完成了聚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出身的新宁人江忠源，通过湘阴人郭嵩焘的介绍，认识了在京城翰林院工作的曾国藩。曾国藩此时已经中了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