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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气何处去 帝都长安为何失落千年（第3页）

唐朝时，随着长安及关中地区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可耕作土地的急剧减少，本身经济实力已经大幅削弱、长期缺粮的长安城及关中地区，只能是依靠江淮一带的粮食和财赋，来维持日益庞大的首都和帝国的运转。当时，甚至有一个说法是，供应长安的粮食运输，是“斗米斗金”。

但从“安史之乱”以后，这种仰江淮为生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

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以前，面对经济中心日益东移、南迁的趋势，唐王朝要吸取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江淮地区的粮食、财赋，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供应到长安，但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在自然天险的阻碍之外，由于关中地区森林滥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因此黄河和渭水，泥沙淤积也很严重，行船非常艰难，因此到唐朝中叶以后，从渭水到长安的一些漕运水渠，甚至经常因为泥沙堵塞航运，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衰竭和部分河流、水渠的干涸，到了唐朝末年，运输船经由渭水和漕渠行驶进入长安的记载，最终越来越少，几乎完全消失。

自身无力生产，又没有漕运补充，长安作为首都的血脉，也就断了。

而在自然环境的恶化之外，从安史之乱以后，日益骄横的藩镇也经常阻断江淮地区供应长安的粮食和财赋。在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漕运断了，那么长安城中的大唐王朝，就成了瓮中之鳖—王朝的喉咙，随时会被军阀们掐断。

在此情况下，脱胎于黄巢部队的军阀朱温，最终于公元904年强迫唐昭宗迁都到更靠近江淮地区和黄河水运的洛阳，并彻底拆毁长安城，以建设洛阳。

三年后，907年，朱温又强迫唐哀帝“禅位”，随后朱温即皇帝位，灭大唐，改国号为大梁。

在此情况下，唐代长安城，最终完全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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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长期的政治动**、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以及自然气候的变化，长安衰落和无法立都，还潜藏着另外一个中国军事政治的密码。

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不断东移南迁，与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衰落相比，黄河中下游的开封、江淮一带却越来越繁华富庶；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中心，也从西北逐渐转移到了东北。

在宋代以前，自古“戎马盛于西北”，从秦代的犬戎、汉代的匈奴，到隋唐时期的吐蕃与突厥等，都曾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因此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热点，主要集中在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上。

所以在宋代以前，立都长安，控制关中平原，进可以出击西北草原和华北平原的游牧民族，守可以倚仗蜀道、退驻成都平原，无论是北进还是南下，长安都是宋代以前中原王朝制内御外的超级宝地。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正是扎根于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意义，长安城在宋代以前才能立都千年。

但从唐朝中期以后，随着东北方向的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崛起，中国的军事政治地理格局，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此情况下，北京的军事、政治地理价值日益突显；而随着中华帝国边疆形势的变化，长安也从帝国的中心逐渐沦落成了一个相对次要的边缘地位，最终变成了中国西北的一个军事经济要地，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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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长安城彻底衰落。

此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以黄河流域的洛阳和开封为首都；北宋则以开封，南宋以临安（杭州）为都；而元、明、清三代，更是最终奠定了北京作为此后800年间中国首都和军事政治要地的基础。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首都和历史重心，最终逐渐实现了从西到东（长安—洛阳—开封）、从南向北（杭州—南京—北京）的东渐北移“十字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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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长安城和唐帝国即将覆灭前的几十年，唐会昌五年（845年），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一个帝国日益衰残、心情不佳的傍晚，登上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乐游原。他站在制高点上，俯瞰着这座千年古都，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大唐帝国和这座作为首都的城市，已经接近黄昏末日。

此后，随着五代十国及两宋的长期动**，长安周边“畜产**尽，十室九空”。关中地区在宋代时最终沦落成为“壤地瘠薄”“土旷人稀”的“恶地”。

后来，南宋时人李献甫（1195—1234年）在《长安行》中写下了那个业已衰落不堪的长安和关中平原：

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

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

那座古都，最终覆灭在了破碎的时空里。从此，再未崛起成为龙兴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