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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科举这一届无可匹敌（第3页）

章惇不惧被新党同僚排挤，仗义相助。他撰文劝慰苏轼，并上书神宗：“苏轼弱冠之年就擢进士第，23岁应直言极谏科，评为第一。仁宗皇帝见过苏轼，将他视为一代之宝。如今反而将他置于牢狱，臣实在担心，后世借此事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啊。”

在章惇等人的援助下，宋神宗网开一面，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同时受牵连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被贬为筠州盐酒税监。

这一年，作为朝臣的苏轼“死”了，作为文人的苏东坡却“活”了。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过着清贫的日子，能用来打发度日的，不过几亩薄田，几壶浊酒。他咏古抒怀，“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他豪放洒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乐观旷达，“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他慨然长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同时，苏东坡也有哀伤的一面。在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苏轼作了两首五言诗，挥笔写下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的《寒食帖》，“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郁郁不得志的惆怅之情溢于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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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轮流转，宋哲宗即位后，改元为元祐，皇帝年纪尚幼，旧党领袖司马光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上台执政，力主废除新法，新党倍受打击，史称“元祐更化”。

苏轼被召回朝，这会儿轮到章惇倒霉了。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等旧党上书要求废除募役法。章惇据理力争，立刻遭到旧党攻击，就连苏辙也写了论状。一向自视甚高的章惇，心都凉了，不久就被贬知汝州，元祐年间一直被贬到岭南，比苏轼当年还惨。

狂傲的人一旦自尊心受到打击，难免都会性情大变，章惇正是如此。

元祐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再次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旧臣，恢复变法，史称“绍圣绍述”。

章惇的命运再一次发生转折，而他重新得势之后，便对旧党进行报复，他对老友苏轼的最后一丝仁慈也消耗殆尽。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作为旧党分子，遭到清算，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苏轼继续发扬乐观主义精神，写下诗句“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好不逍遥自在。

章惇可没有苏轼的气度，经过大起大落的他，内心早已扭曲，他看不惯苏轼的潇洒，心里满是愤恨。章惇给苏轼挪个地，直接将其贬到最偏远的儋州（今海南儋州）。

此时，苏轼已年近60，去了，恐怕就没命回来了。

元符三年（1100年），年仅24岁的哲宗，英年早逝，没有子嗣。

风头正劲的新党再次诠释什么叫“生命不息，内斗不止”。

章惇和曾布在立储一事上起了分歧。曾布等人认为，应立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

孤傲的章惇站在众臣对立面，认为赵佶“轻佻无行”，不宜继承大统。

这一回，章惇站错队了。众所周知，赵佶，便是宋徽宗。

徽宗即位后，章惇被罢相，贬出京，五年后，病死于湖州团练副使任上。

就在章惇被贬的这一年，远在海南的苏轼遇赦北归。

第二年六月，苏轼途经京口，偶遇章惇之子章援。章援是元祐年间苏轼知贡举时考中的进士，与苏轼有师生之谊。

章援担心，一旦苏轼被起用，会报复章家，因此怀揣不安与苏轼通信，请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对章惇一家多多关照。

苏轼当即表态：“某与丞相定交40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当初，章惇欲置苏轼于死地，如今，苏轼不仅没有怨恨章惇，反而发自内心地表达对友人的关爱。在乌烟瘴气的朝廷，这样的博大胸襟实在难能可贵，与章惇的心狠手辣形成了鲜明对照。

遗憾的是，苏轼等不到施展抱负的那一天，也等不到章惇的和解，65岁的他，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

章惇离京后，曾布本有机会一家独大，偏偏宋徽宗信任的是另一位权臣——蔡京。

蔡京先是揪住了曾布的把柄。曾布有意提拔自己的亲家陈佑甫为户部侍郎，蔡京上奏说：“官爵是陛下的赏赐，宰相哪来的权力私自授人呢？”

曾布在朝堂之上，与蔡京争辩，没想到越说越激动。

蔡京的亲信，尚书右丞温益当面呵斥，甚至直呼其名：“曾布，你怎敢在皇上面前如此失礼？”宋徽宗对曾布开始有些不耐烦。

随后，蔡京又想对曾布加以贪污的罪名，命开封知府吕嘉问逮捕曾布诸子，进行威逼利诱，以此来给曾布罗列罪名。这个吕嘉问，正是当年市易务案中被曾布弹劾的那位。曾布估计跟他八字相冲，这辈子倒了两次霉，都跟他有关。

失去了宋徽宗的信任，曾布被一贬再贬。

大观元年（1107年），72岁的曾布在润州知州任上去世，嘉祐二年进士中的最后一位权臣黯然落幕。在政坛上几经浮沉的曾布，功勋卓著，日后却与章惇、吕惠卿等一起被史官列入《奸臣传》。而他哥哥曾巩，一生为官廉洁，一心专研学问，在《宋史》中被给予了很高评价，其文章与王安石、欧阳修齐名，“卓然自成一家”。

同年考中进士的兄弟俩，评价如此大不同。

章惇和曾布先后离京后，宋徽宗命蔡京将前两朝参与“党争”的大臣列出来，整理成一份黑名单。于是，蔡京七拼八凑，找出“元祐党人”309名，将这些人定为奸党。苏轼、章惇、曾布等赫然在列。

宋徽宗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且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随后由蔡京手书姓名，发至各州县。

这些英才，斗争了大半辈子，最后居然什么也没得到。

嘉祐二年初春，士子们踌躇满志，一心为国效力，却在不知不觉间分道扬镳。有的人眼睁睁看着理想破灭，有的人在漫漫长路上渐渐迷失，还对同年举起了屠刀。

或许，官场上，从来就只有利益，没有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