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千年来的都城变迁,用两条线就能划出个大概。
第一条,从周朝至北宋时期,都城大体平行分布在渭河及黄河中游的东西走向,迁移轨迹沿着西安—洛阳—开封一线,呈东西向波动迁移。
第二条,从北宋至今,都城主要建立在开封、杭州、南京和北京四地,大体沿京杭大运河分布,且这一历史时期的都城较南宋之前而言,其整体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东移,使得都城迁移轨迹为沿着京杭大运河南北向近海迁移。
不难看出,这两条都城分布线以开封为交点。开封作为北宋都城,是中国都城变迁由东西横轴转向南北纵轴的过渡。
“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中国,此前北方经济优于南方,此后南方经济实现逆袭。对于仍然定都长安的晚唐而言,运河控制权决定了王朝的存亡。一些跋扈的藩镇动辄以切断汴渠漕运对中央进行经济封锁。最危急的时候,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长安,皇帝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长期战乱、气候剧变以及运河经济的崛起,种种因素决定帝国前半段两大都城双双衰落,且再无回光返照之日。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即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
公元907年,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了唐朝,建立后梁,拉开五代十国的序幕。五代时期,北方政权除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个王朝均定都开封。
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仍以开封为都。但与历代开国君主一样,他也有传统都城情结,曾有迁都长安之意,因遭赵光义等人反对而作罢。但此后,有很多人认为定都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失策,更有甚者将其与北宋的灭亡联系起来。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与长安、洛阳在唐后期走下坡路相反,开封城在隋唐五代时期却处于上升阶段。如前所述,开封因大运河而繁荣,地处中原腹地,黄金水道交错,每年漕粮定额600万石,足以保障百万人口的生存以及王朝的运转。同为百万人口的唐长安城,由于路途遥远艰险,每年漕运量仅100万石左右,还曾因缺粮引发禁军骚乱事件。
从军事角度看,随着西方突厥族的灭亡及北方契丹族的崛起,国家的防御重点从西北转向正北或东北。此时,定都长安或洛阳,固然京师本身有山河之固,但由于国都偏西,并不利于抵御外族。
北宋定都开封,客观上无山川可凭恃,所以用主观努力进行弥补:一是在京城四周构筑防御设施,把开封建成一座军事堡垒;二是宋太宗两次发动收复幽燕的军事行动,企图夺回长城防线,可惜均以失败告终。
在南方:经济中心≠最佳都城
唐代以后,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彻底由东西对立转向南北对峙。
在唐之前,以东西对立为主,关中地区凭借地理优势,轮番上演武王灭殷、秦翦山东六国、汉胜西楚、景帝定吴楚七国、北周收北齐等历史进程。此时的都城主要在长安—洛阳—开封这条横线上迁移。
唐之后,以南北对峙为主,如五代与十国、契丹与北宋、金与南宋、蒙古族与南宋、明与蒙古及后金、清与南明等。相应的,都城在北京—开封—南京—杭州这条纵轴上变迁。
南宋是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其都城杭州成为中国古代相对统一的政权下最南端的都城,同时也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合一的典型。
但必须注意到,南宋是偏安政权,都城实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合一并不奇怪。如果是统一王朝,这种现象则可能是一种禁忌。
在中国历史上,就统一政权而言,国都建在全国经济最富庶地区的例子并不多见,数得上号的,可能只有东汉、西晋定都洛阳,明初定都南京,以及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等。汉唐时期的长安其实并非帝国的经济中心,关中虽然富庶,但汉朝的经济中心在河北河南一带,隋唐以后更往南转移。
大多数历史时期,存在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的现象。东晋王导说过,古之帝王不以丰俭移都。出于稳定国势和向外发展的需要,以并不十分富裕的地区作为都城,是一种常态。这样才能保持经济与文化的流动性,避免畸轻畸重,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
以此观之,即便再给南宋十个岳飞,也不可能收复中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从南宋定都富庶之地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日后蒙难的宿命。
北京:中华帝国后半段的绝对核心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必须分离,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则。但是,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必须重叠,这是另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历代君王都谨守不违。稍有差池,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两者一旦分离,身处军事重心的统帅若心怀异志,起兵相向,处在政治中心的帝王们就权柄堪忧。这种事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比如唐“安史之乱”、明“靖难之役”等。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中原王朝都城随边疆形势迁移的规律:边疆形势是中原王朝的防御重心,即军事重心所在。而军事重心的改变,必然带动政治中心的改变。汉唐都长安、北宋都开封、明朝都北京都是这一规律的具体体现。
谭其骧教授曾精辟地提出都城选择的军事条件,即制内御外的性质和作用。内制与外拓是国家政权的两项大事。国都选址须服从全局,审时度势,缜密考虑每一地区国防地理位置的得与失、优与劣。
自1153年金海陵王定都中都(今北京市)之后,北京就成为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的首都,历经元、明、清,迄今850多年,地位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与之比肩。放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有唐朝之前的长安能与之媲美。
为什么?用谭其骧的理论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北京作为帝国的优势:一是在南北对立格局中,北方处于绝对优势,都城必须在北方;二是唐宋以后,东北地区及蒙古高原的少数民族陆续兴起,致使地处东北、蒙古高原和中原三大地区枢纽位置的北京城成长为全国首都。还有一个经济原因,北京处于京杭大运河顶端,交通便利,易于吸收南方财富与漕粮。
保守估算,从明成祖迁都北京起,至蒋介石定都南京止,北京连续做了500年的首都。期间,尽管有迁都之议,但从无迁都之实。明英宗出征被蒙古人掳了去,不迁都;李自成破城在即,崇祯帝宁可吊死,不迁都;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光绪“西狩”,不迁都……
所以说,每一座都城的上位,都是应运而生的产物。没有一座都城能够随随便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