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得慈禧破口大骂:“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
话说回来,廖寿恒讲的倒是大实话。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讲过,一天,他应约到张荫桓的家里,张亲口对他说,晚清政府中“仅有他及李鸿章明了外国事情,总理衙门的事务皆系他亲自办理,其他的人仅是些傀儡而已”。
在变法的**期,张荫桓带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张荫桓后来自己猜测,他接待伊藤博文过于亲密,加上保守派传言光绪帝要立伊藤博文为变法顾问,这些都触怒了慈禧。
等到康、梁等人要把变法变成夺权,慈禧的政变一触即发。
不明就里的张荫桓,差点成了康、梁“围园劫后”密谋的牺牲品。他是唯一被先逮捕后降旨流放的人,自以为必死而惴惴不安,谁知道最后捡回一条命,被流放新疆。
原来,是洋人对他的好感救了他一命。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曾评价张荫桓是“目下北京唯一懂得洋务的政治家”。因此,在关键时刻,英、日两国公使最早出面干涉,后来英国首相、德国皇帝皆致电赞同保张,这样张荫桓侥幸免死。
慈禧以一个含糊其辞的罪名——“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将张荫桓发往新疆了事。
据说,张荫桓被押往新疆途中,内心是轻松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回了。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中,无论生死,在劫难逃。
7
1900年,庚子年,世纪之交的疯狂年份。许许多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这一年丧命,包括许景澄,包括张荫桓。
朝堂上一大批王族、高官,都为义和团唱赞歌,纷纷进言“拳民忠贞,神术可用”。主战大臣的叫嚷,让慈禧下定了与洋人“一决雌雄”的决心。
在御前会议上,端王载漪正式提出攻打外国使馆的动议,没人有异议。许景澄独自站出来反对。他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在危急时刻,仍表现出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素养。他与好友、太常寺卿袁昶联名上《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兹若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使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
又一次御前会议。慈禧拍板,对外宣战。这时光绪帝心急如焚,走下御座,上前拉着许景澄的手说道:“许景澄,你是出过洋的,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当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
慈禧赶紧斥骂光绪说:“皇帝放手,勿误事。”许景澄仍坚持含泪陈奏,烧使馆,杀使臣,后患无穷。
举国癫狂,许景澄、袁昶犯颜直谏,很快就被“汉奸”“卖国贼”的骂声吞噬。慈禧下了一道懿旨,说他们声名恶劣,勾结洋人,莠言乱政,着行正法。
当许景澄、袁昶被押赴刑场途中,围观群众欢呼雀跃。临刑前,许景澄对身边人说:“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
行刑时,刽子手索贿不成,故意把刀砍在许景澄脊椎上,颈椎断裂而气管犹存,让许痛苦而死。
许景澄原本可以不死的。
当年,许景澄驻俄国的时候,收陆徵祥为徒,教徒弟的第一课就是要他独善其身:“不要依恋正在没落的体制,更不要去追随它,也不要指责它,而是要尽己责……为此,要学会缄默,不管遭遇怎样的侮辱和欺凌。”可是,在国家到了危急关头,许景澄还是以逆耳忠言打破沉默,轻掷头颅,时年55岁。
在决定处死许景澄之前,慈禧想起了三千公里之外的张荫桓。张荫桓背负“汉奸”骂名多年,要不是洋人多事,戊戌年就该死了。
慈禧降旨:“已革户部侍郎张荫桓,着即行正法,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饶应祺知之。”
饶应祺,新疆巡抚,张荫桓的门生。有私家笔记记载,懿旨传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时,饶应祺正陪张荫桓吃午饭。张荫桓看到后,面不改色,谈笑自若。
饭后,张荫桓为陪伴在身边的子侄画了两幅扇面,接着穿戴整齐,引颈就戮,时年63岁。这一天是许景澄死后第三天。
就连死去九年的郭嵩焘,也未能逃离最后的“审判”。
1891年,郭嵩焘潦倒离世,终年73岁。没有人惦记他的生死,只有李鸿章不忘这个老友,上奏请求为他立传、赐谥号,但都被朝廷否决了。
自1879年从驻英公使任上被召回后,郭嵩焘就心灰意冷。他甚至未按惯例赴京报到,而是直接告病返乡。
湖南人已经准备了攻击他勾结洋人、当卖国贼的标语,来迎接郭嵩焘。到处是喊打之声,郭嵩焘成了过街老鼠,连他乘坐的木船都被拒绝靠岸。就这样,他背着骂名出使西欧,又在骂声中黯然归来,仿佛时间停滞。
在郭嵩焘生命的最后十几年,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都会被贴上“通洋卖国”的标签进行检视与挞伐。他只能关起门来,把自己关于洋务的思想和实践汇编成《罪言存略》。“罪言”二字,说明了他的愤恨与无奈。他晚年写过一首诗自况:“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当年他以凄凉心酸的心境告别这个世界,死得无声无息。而到了庚子年,义和团狂潮中的京城高官们又想起了他。有人上书“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仍旧把他当成崇洋媚外罪有应得的惩戒。
谁曾料到,本文的三个主人公,会以如此悲剧的形式,在一个极端的年代产生了最后的交集。
人生有落幕,而历史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