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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被一桩谋杀案改变的人生（第3页）

我每次读白居易的传记，时常替他感到惋惜：一个奋进有为的中青年干部，怎么就慢慢变成了一个闲适无为的老干部？

在唐代诗人排行榜前三甲中，白居易是最有从政条件和能力的一个。

正如许多学者所论，李白有巨大的政治抱负和文学才华，但不谙封建体制之规则，且志傲性绝，无法适应统治集团的运行规则；杜甫同样具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且有奉儒守官的家世背景，但性情敦厚，“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和识器，跟李杜很接近，而政治能力高出李杜一大截。

按照正常的路径设计，白居易应当属于政治，属于朝廷，完全有条件以匡时济世为终身职志。

但是，江州之贬后，他逐步修正自己的人生轨道，在政治上几乎自暴自弃，不像早年那么勇于任事，敢于直言，自觉地与朝政保持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实施一种自保全身的策略。

后人评价，说他“晚年优游分司，有林泉声伎之奉，尝自叙其乐，谓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基本上，就是一个有钱有闲、整日作乐的老干部形象了。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57岁的白居易写了一首名叫《中隐》的诗，里面有句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诗中所申述的，是坦诚得近乎露骨的贵族阶层的生存哲学。这种生存哲学，为官而不太作为，圆融而近于圆滑。

初读这首诗，我对晚年白居易还是挺不屑的。

你有本事直接学陶渊明辞官归隐，不然就学屈原抗争到底，搞这种中庸的路线，深得传统文化的毒害，跟当年那个犀利的中青年干部已经形同陌生人了。如果晚年白居易遇上青年白居易，他会不会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

但是，随着对白居易身处时代的政治环境的进一步了解，我最终对白居易的人生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曾经努力过，试图改变命运，改变社会，改变政治，但他失败了。

他曾经踌躇满志，发起新乐府运动，希望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但他失败了。

他在失败中认识到，那个年代，固化板结的政治局面，包括党争倾轧、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这些都不是他一个白居易能够改变的。

白居易的失败与退化，实际上不应当认为是他的错误，而是时代的错误。

一个人当然要奋进拼搏，但能否有大作为，还要考虑历史的进程。当时的历史进程，显然不适合白居易这样的人有大作为。

他晚年炫耀家妓，沉溺声色，被认为“忆妓多于忆民”，也不应被简单鞭挞为“好色无良文人”。毕竟，那个年代，文人狎妓，是风流而不是下流，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古人的世界。更何况，他的纵情声色，也是出于逃避政治的需要。

一个人在从政的道路上，可以有所选择。可以选择做好官，可以选择做坏官。可以选择不畏权势、洁身自好，可以选择卑身屈节、同流合污。白居易始终没有选择后者，无疑是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在当时的官场上，像他这样超脱不站队的选择，同样需要莫大的勇气。

白居易死于会昌六年（846年），享年75岁。死前一年，他对自己晚年风情不减、尽日游嬉有过反思，说“事事皆过分，时时自问身”。

那个时候，老诗人应该会想起，他刚步入仕途，在京城租下宰相关播住过的宅子。宅子的东南角有一丛竹子，是当年关播手植，经过白居易重新修剪打理，形成了一片清幽的环境。随后，他写了一段文情并茂的文字《养竹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为庭实焉。

竹子，也是初入仕途的白居易的一种自况。

终其一生，尽管他有过后悔，有过失败，有过转折，有过颓废，但他可以说，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做到了中立不倚，节概凛然，就像竹子的品质一样。

这，或许才是白居易最可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