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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血的皇冠 莽传奇 史上唯一民选皇帝（第2页）

元帝只是好儒，多了句嘴，就被老爸批“乱汉家天下”。可见在汉宣帝时期，儒学尚不能被“独尊”。而关于西汉的治国之道，汉宣帝说得也很明白—霸王道杂之。

何为霸道？何为王道？

这个问题，后世的唐高宗曾问其臣令狐德。令狐德回答说：“王道任德，霸道任刑。”

换言之，王道即以儒学为代表，为政以德；霸道则以法家为代表，为政以刑。而“霸王道杂之”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不教条主义：

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公元前49年，“仁柔好儒”的汉元帝继位。上台后的汉元帝，不仅大肆提拔任用儒生，更是将儒学“仁政”的思想在国家治理中践行。汉成帝时延续了这种做法。所以钱穆才说“汉自元、成以下，乃纯用儒术”。

真正的儒学时代到来了。

而王莽本人也是顺从于时代洪流的。史载：

（王莽）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如此，王莽以德行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因名声好而封侯也就不足为怪了。假如他所处的时代是文景、武宣之际，就难有这种封侯的好事了。

3

儒学终于兴盛了，但汉家天下却并未因此变好。

西汉末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元、成时期，土地兼并严重，自然灾害频发，财政捉襟见肘，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虽然此时的强汉对外还是很强悍，但在帝国内部，危机四伏已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汉元帝刚继位时，在朝中一大班儒生的建议下，撤销了盐铁官，以示让利于民。然而讽刺的是，没过多久就因为“用度不足”，复设盐铁官。多么尴尬。

另一方面，国内现状的差强人意，引发儒生们的普遍不满。而灾害频发，竟让儒生们自带的天赋—“天人感应”觉醒了。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杂糅儒家、墨家之学，将“天意”与“人事”相联系的学说。即所谓“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也就是说，当人的做法顺天意时，上天会降下祥瑞吉兆；若上天不同意人的作为，则会以灾害（水、旱、蝗虫、地震、失火），或者异象（彗星、血雨）的形式警告世人。

想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要“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一方面是要借此突破黄老之学对汉武帝霸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儒学的“仁”和“礼”来缓和汉法秦制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即“外儒内法”。而后来汉武帝召见儒家大名人董仲舒，更多的还是希望借助董先生的学说，明君臣尊卑，借天命立大汉之威。

只是汉武帝算盘打得太好，万一这帮儒生假托天意搞事情怎么办？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皇帝祭祖的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火灾。董仲舒一看好机会啊，便借此作书，说这两次火灾其实是上天对汉武帝不满，以此宣扬“天人感应”。却不想汉武帝闻之大怒，差点剁了董仲舒。

对务实的汉武帝来说，你儒生借异象、托天意粉饰太平可以，但批评时政？绝对不行！

西汉末年的元、成、哀三帝，各方面都比汉武帝差了一大截，他们不仅性格柔弱，而像元、成二帝这样的，本身就是儒家的忠粉。儒生们随便说两句，很容易就把皇帝带跑偏。那玄妙的“天人感应”，彻底管不住了。

而大汉的确也是倒霉：公元前后，全球开始进入“小冰期”，自然灾害接二连三。举目望去，天下尽是“不祥之兆”：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

在一片唱衰大汉的声音中，汉哀帝顶不住了。在儒生方士的撺掇下，他祭出了大昏招—“再受命”。

公元前5年，汉哀帝建平二年，汉哀帝下了一道诏书：“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

什么意思呢？汉朝气数尽了，但老刘家有幸再受一次天命，于是本皇帝现在改元，改国号，以后我也不是汉朝皇帝了，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甚至，哀帝连计时方式也给改了。

汉哀帝原本指望通过“再受命”扭转国运。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国运还是那么烂。汉哀帝不得不又取消“再受命”，老老实实继续当汉家天子。

然而问题来了，你不是都下诏说汉朝气数已尽了吗？

4

大汉太需要一个救世主了。

在汉末的儒生们看来，革除汉末的弊政，救万民于水火，施行“王道”，势必要由一个具有圣人德才的人来完成。即“外王”首先要“内圣”。而时下最符合内圣外王标准的，莫过于王莽了。

王莽本身就具备很高的儒家修养。

少年时不以家贫而废学，恭身节俭，勤身博学。对待自己的亲人恭敬以“礼”。受封新都侯之后，“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依然保持以往的作风，不因为身份、环境的改变而迷失自我。

公元前8年，37岁的王莽继三位叔伯之后，出任大司马。虽已位极人臣，他的作风却依然如故。“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

可以说“内圣”，在当时没有人能比王莽做得更好了。

至于“外王”，王莽无论从资源、自身素质来说，也是行王道的不二人选。

王莽以大司马秉政，又身为王氏家族的佼佼者。其时王氏子弟分居要势，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下。这样的身份优势，无人可比。

在任职期间，王莽也的确施行符合儒家政治理想的政策，“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在大灾之年，“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诸大司农，助给灾黎”，又将其得到的赏赐封地“以其千万分予九族贫者”。甚至推动哀帝下诏议田宅奴婢限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