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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第2页）

一个皇帝捧臣子，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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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种肉麻的亲密感，并没有维持多久，雍正即位的第二年秋天，年羹尧，这位雍正帝眼里的超级大红人，就从神坛开始跌落下来。

雍正二年（1724年），在平定青海叛乱，以及成功分化、镇压诸位兄弟后，雍正的帝位开始稳固下来，有了内政的稳定，雍正随即开始着手处理“外部事务”，而开出的“第一炮”，轰的正是当初积极拥戴他上位的年羹尧。

雍正二年九月，年羹尧奉命进京，在此期间，雍正帝与年羹尧的关系发生了巨变；年羹尧离京后，雍正就在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上朱批：“年羹尧今来陛见，不知精神不加，不知功高自满，有许多朕不取处。”现已“被朕看破”，“非无瑕之器”，“奏对之间错乱悖谬，举止乖张，大露擅作威福，市恩揽权情状”。

年羹尧打探到消息后，立马上了一道请罪的折子，对此雍正又在上面批示说：“凡人巨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思为仇。”“尔等功臣，一颜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致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机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

读到雍正的朱批后，年羹尧寝食难安，回奏称：“寝食不宁，自怨自责，几无地自容。”

从极端宠爱，到狂暴打击，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将年羹尧从巅峰打落神坛，雍正自然有他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眼下青海叛乱已经平息，敢于跟他争位的兄弟们也整治得差不多了，那么，权力斗争的矛头，自然也要转移一下了。

长期以来，有关于后来雍正为什么要杀年羹尧，坊间有关于年羹尧蓄谋造反的说法，然而对于真实原因，只有雍正自己心里才清楚。年羹尧死后，当看到年羹尧的旧部汪景祺的著作《西征随笔》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字样时，雍正恨得咬牙切齿，随后下令将汪景祺斩首示众，并且头骨挂在北京菜市口示众达十年之久。

对于雍正来说，有些秘密，即使全天下都知道，但就是不能说，谁说谁就得死。

而说起来，年羹尧之死，年羹尧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

雍正上位时，作为皇帝的小舅子和守边大臣，自以为立下不世奇功的年羹尧，也张扬跋扈得很。在西安的川陕都督府中，年羹尧令人在辕门鼓厅、公馆墙壁上全部画上了四爪金龙，文武官员逢五逢十做班，他赏给别人东西叫“赐”，各属察谢称“谢恩”，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出行要让百姓用黄土填道，很有一番皇帝的排场。

而作为雍正的宠臣，年羹尧在向蒙古王公、地方总督、巡抚们发布公文时，都号称“令谕”，把蒙古贵族们和平级官员，都当成了他的下级僚属；曾经担任布政使高官的、同是“藩邸旧人”的戴铎等进见时，甚至被年羹尧命令在地上席地而坐。

而对于雍正派来的御前侍卫，年羹尧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朝的制度，凡是皇帝有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达青海西宁的时候，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第二次进京陛见，赴京途中，他居然命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人跪在地上迎接他。到达北京后，王公以下官员出城跪迎，年羹尧却坐在马上，对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完全不放在眼里，以致京城的王公贵族、士大夫们看在眼里，都怒在心里。

而据雍正自己的说法，年羹尧即使在他面前，竟然也是“箕坐无人臣礼”。在皇帝面前都敢“箕坐”，雍正开始感觉到，自己这个大舅子，“能耐”似乎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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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雍正看来，年羹尧的跋扈，只是一种表象，真正让他寝食难安的，是年羹尧在西部以及朝廷上下长期培植起来的“年党”势力，以及年羹尧与雍正的各位兄弟们暧昧未知、纠缠不清的各种关系。

年羹尧的结党营私，说起来，其实很多也是雍正自己造的孽：当初，雍正让年羹尧掌控了从陕西、青海、四川、云南、贵州等几乎半个大清王朝的军政财权，而吏部和兵部对于年羹尧保举的“上进分子”，也一律优先录用，时称“年选”。

在朝廷之中，很多官员都是由年羹尧保荐，例如四川巡抚王景灏就是由年羹尧举荐，王景灏对年羹尧百依百顺，被人称为年羹尧的“干儿子”；而年羹尧因为看不爽原直隶巡抚赵之垣，就公开参奏他“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最终改而举荐自己的亲信李维钧当上了直隶总督。

被参奏丢官的赵之垣看到形势不妙，赶紧给年羹尧送了价值20万两白银的金银珠宝，由此才平安落地，年羹尧看到赵之垣“很懂事”，于是又推翻之前的说法，向雍正上奏说，赵之垣这个人，看来还是不错的嘛，“再三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年羹尧的党羽势力之广，年羹尧的权力一度通天，由此可见一端。

而在西北年羹尧的辖区，“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雍正都给了年羹尧很大的任免权力，年羹尧也因此得以排斥异己，任人唯亲，以致亲信党羽、门生故旧遍布川陕，形成了一个“年记”小集团。

当时，作为大将军的年羹尧，手下掌控着十多万大军，并控制整个西北防务，对于当时西北地区的军权、政权、财权，年羹尧都大权在握，俨然已成了大清王朝的“西北王”。

另外，年羹尧还与雍正的政治对手、雍正的各位兄弟纠葛不清：当时，康熙的皇八子、雍正的死对头廉亲王允祀（允禩）的亲信、工部侍郎岳周给年羹尧送了2万两银子，于是年羹尧就保荐岳周出任布政使。而当时，雍正与允祀集团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年羹尧这个聪明一时的“傻大愣”，却为了2万两银子给雍正政敌的手下求官，这也让雍正愤怒不已。

这不由得让雍正想起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年羹尧就向康熙的第三子胤祉的门人孟光祖示好，有接近胤祉的意思，惹得当时还没当上皇帝的胤禛大骂年羹尧是“恶少”，还闹着要去康熙面前举报揭发。种种往事，都让雍正恼怒不已，他开始怀疑年羹尧究竟是什么心理，因此怒斥年羹尧是“悖谬乖张”“昏聩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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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如此跋扈骄横，又结党营私，与雍正的政敌们纠缠不清。这些在雍正看来，这家伙敢情是不靠谱了，但想当初自己那么宠幸年羹尧，如果一下子将他打翻在地，那么当初，自己对年羹尧那些宠幸得近乎谄媚恶心的话语和举动，又该怎么对外解释？否则，外界都说他诛杀功臣，传出去毕竟不太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