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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 明朝第一思想犯人过中年为自己而活（第2页）

从选择落脚的地方，他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一般官员都是告老还乡，还有说发达不还乡如衣锦夜行，成功了也没意思。

而李贽，去了湖北黄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

他的理由貌似很纯粹，因为这里有朋友，生活不用发愁。“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

事实上，他不愿回老家泉州，也与他的个性有关。他平生不爱被人管：

“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

这个理由，与他辞官时所说“怕居官束缚”是同样的道理，都表达了一种对独立、自由与个人主义的渴望。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按照当时的习惯，李贽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决不能仅止于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过知府，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

然而当时的李贽，已历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

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可以看出，李贽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标榜个人价值，企图挣脱一切宏大意义，既不能受缚于官僚体制，亦不能被传统的家族观念困住。

他选择了一个远离故乡、远离宗族的地方，作为终老之地。

然而，他的亲族对他这种背离传统的行为，并不能理解和原谅，也不能善罢甘休。他没有了儿子，于是他的家族强行指定一个侄子作为他的继承人，这引起他的不满。

在事先写好的遗书中，他提到这个侄子说：“李四官若来，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

他早看透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的感情虚伪，在世人面前假哭以维系所谓伦理或争夺财产继承权。总之，假戏做足，没有一个真字。哪怕他死了，他也不愿意让他的族人知道，免得上演如此丑陋的戏码。

他的妻子后来独自从黄安返回泉州老家，并在老家去世。他很思念，也很痛苦，但还是没有还乡处理妻子的后事，只是留下了一些催人泪下的回忆妻子的文字。

他说，他没有一夜不梦见她。

62岁那年夏天，他在寄居地湖北麻城维摩庵剃去头发，却留下胡须，成了个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模样。

朋友见了，都很惊讶。他淡定地解释说，天气太热。

不过，他剃发的真实想法，在另外一些场合，坦率地表达了出来。

他在一封信里说，之所以落发，是为了对抗家族俗事，让家族中人彻底死心，不要指望他还能回去。

在给知交焦竑的信里，他说得更决绝：“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

反正世人都说我是“异端”，我干脆就剃个光头成全他们，怎样？哈哈。

3

在这个万物冥冥之中皆有秩序的世界上，李贽就是一位生命可以苍老，思想绝不苍老的歌者。

他的狷狂性格，是对世俗人生的反叛，也是对传统礼俗的抗争。为此，他不惮与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为敌。他说，幸好我天生胆大，不然自己都要被自己吓死—

“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以忻艳以为贤也，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而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

晚明，一个走向没落衰颓的时代，竟是这名执着的老者，为帝国涂抹了一笔最有力的青春色彩。

他做的第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是把孔子请下神坛。

他告诉世人，“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他否定孔子、孟子的圣人地位，认为孔孟非圣人，也和常人一样，两者没有高低之分，所以人人皆可成圣，没有必要以孔孟的是非观作为自己的标准。

他说，道路不只有一条，心性也不只有一种，怎么可以强求同一？

他的主张，本质上是在崇尚个性。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一点估计没什么感同身受，觉得彰显个性是与生俱来的，还用得着去争取和追求吗？但集体主义年代的过来人，应该都深深懂得，李贽的勇气与不易。在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是非的年代，你去崇尚个性试试？

他批判程朱理学，指出所谓正统人士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他极其痛恨那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道学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