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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被一桩谋杀案改变的人生（第2页）

后来，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站出来，说：国辱臣死，这样前所未有的事，就算职位再卑微，也不当默默，而应倍感痛愤。

其实，早在六年前，白居易就对包藏祸心的李师道有过看不过眼的事。当时，李师道奏请用私人钱财收赎太宗朝名臣魏徵的旧宅，以此为自己树立形象，捞取政治资本。唐宪宗未能识破李师道的用心，宣称“甚合朕心”，并让时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撰写《与师道诏》。

白居易则借写诏书的机会，表达了他的意见。他说，魏徵是先朝忠臣，其宅第是唐太宗特赐，李师道是什么人，竟有资格收赎魏徵旧宅？他建议，收赎魏徵旧宅这件事，不能让李师道参与，而要中央以官钱收赎，归还魏徵后人，以表彰忠臣。

史书记载，白居易的意见最终被采纳。这才避免了世代叛逆的李师道，出钱为忠臣魏徵的后裔济穷这么讽刺的事情发生。

然而，这次面对李师道指使的刺杀宰相案，朝臣们的所作所为却远远出乎白居易的意料：他们对刺杀案“默默”，对白居易的仗义多事却相当“痛愤”。

他们安在白居易身上的第一个罪名是，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就是说，谏官没讲话，他却先讲，不应该。

这基本是一条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后来申辩说：“朝廷有非常之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

意思是，我自认所作所为出于忠愤，你们说我狂妄，那也无所谓，但要以此给我加罪名，确实就过火了。

然后，平素憎恶白居易的人，拿他四年前刚去世的母亲做文章，给了他另一条罪名：伤名教。

这些权贵诬陷“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

名教，即是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这种恶毒的毁谤，正在于构陷白居易犯了有悖人伦的“不孝”的大罪。

白居易的母亲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确实是堕井而死。不过，白居易对母亲十分孝顺。他当年高中进士后，未参加完长安城的一系列庆祝仪式，就赶着回家，为了将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母亲。

权贵的中伤，使得白居易有口难辩，悲愤莫名。

最终，白居易遭到贬官。先是叫他去做长江以南边远地区的刺史，接着，一个叫王涯的中书舍人落井下石，说白居易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长，于是追回前诏，改作了江州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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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遭贬谪的经历，几乎完全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走向。

在谪迁中，他常常以“忠而被谤”的屈原、“明时见弃”的贾谊自况，可见其承受的冤抑与忧愤是何等深重。

那么，朝中权贵为什么要集体为难白居易呢？

这得从他从政后犀利的政治态度说起。

经由科举进入仕途的白居易，起初是幸运的。他以卓越的文学才能蜚声朝野，很快就被擢居皇帝近职，能够以左拾遗和翰林学士的双重身份参与朝政。

唐宪宗一开始对他很是赏识和信任。他提出的一些刷新政治的举措，也得到了采纳。

他干预时政的手段，除了谏章、廷议之外，还有大量的政治讽喻诗。

或许，正是这些讽喻诗，使得白居易四面树敌。他后来在给元稹的信里说：“闻《秦中吟》者，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这些讽喻诗太犀利了，几乎把权贵朝臣都得罪光了。

人家写诗，多的是风花雪月，而白居易却写成了匕首投枪。终于，他也为自己的不为身谋、不识忌讳、勇于言事，赌上了政治前途。

那些曾被他指名道姓公开抨击，或曾以某种类型的恶德出现在他诗中的政敌们，逮住机会，联合起来，让白居易有多远滚多远。

官场险恶，人过四十的白居易才算第一次深深地领教到。

更让他绝望的是，明知官场险恶无理，没有背景的人却永远无能为力。

他的思想，在经历此次贬谪后，急遽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他在诗中，写尽了这种无奈而现实的转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带有浓厚的明哲保身的色彩，跟他先前犀利的讽喻诗相比，感觉像是两个人写的。

于是，积极干预现实的讽喻诗逐渐写得少了，释愤抒怀、怡情适性的感伤诗，特别是闲适诗日渐成为白居易诗歌创作的主流。

是的，人家赏识你，是希望你的歌唱得跟夜莺一样动听，不是希望你来充当饶舌的啄木鸟。

当白居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此后，尽管他重新得到起用，三任刺史，两度回朝担任要职。但是，他平淡处之，绝不恋栈，甚至辞去刑部侍郎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主动提出分司东都，即到洛阳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养老官。

学术界通常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从前期的积极用世“兼济天下”转向后期的知足自保“独善其身”的分界线。这是极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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