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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 一时的朋友很多一世的朋友极少(第1页)

苏东坡:一时的朋友很多,一世的朋友极少

距今981年前,四川眉山境内的彭老山百花不放,草木枯萎,禽鸟高飞,野兽远走。一座秀丽之山忽然变成荒瘠之地。

多年以后,眉山的乡亲们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年,一位不世出的伟大天才在当地诞生了。彭老山的灵秀之气,独钟于他一人身上,才出现了这种怪异的现象。

你看,连民间传说都要为他的伟大背书。

这个人就是苏轼,眉山人,生于1037年。

苏轼一生,逆境多于顺境,苦难多于安逸。但一切都被他随手扭转过来,谈笑间他已修炼成了一个至死不渝的乐天派。

苏轼交游广泛,据学者统计,他的朋友圈有好友近千人。他自己曾不无得意地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但是,他一生所遇、所交的朋友真的都是好人吗?他没有把谁拉黑或删除吗?

他曾经的挚友章惇,他终生的密友王巩,最终在苏轼的朋友圈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交朋友,三观相同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苏轼将要告诉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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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朋友,我有朋友,但是,朋友与朋友的含金量是不同的。

有的朋友只在酒酣耳热之际,酒醒了,连哥们的名字也想不起来。有的朋友只在富贵繁华之时,没落了,朋友们都得了健忘症。有的朋友只值五毛钱,不用一块就把你卖了。还有的朋友能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

苏轼的朋友有很多种,章惇无疑是其中最特殊的一种。

章惇是福建人,比苏轼大两岁。他们同在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科举考试,都是牛人,所以都考上了。

然而,章惇一看侄子章衡的名次比他好,一股不服输的牛劲儿逼得他两年后重考,结果,又考中了,还得了个甲等。这才心满意足地做官去了。

那个时候,苏轼与章惇都很年轻,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

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苏轼的性子很直,一辈子学不会阿谀奉承,他这样捧章惇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那个时候,两人几乎无话不说,情同手足。

宋人笔记记载,一日,章惇坦腹而卧,看到苏轼来了,就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你说这里面都是些什么?”苏轼说:“都是谋反的家事。”章惇大笑。(很多年后,苏轼如法炮制,摸着大肚子,问了爱妾朝云同一个问题。)

连“谋反”这种可置人于死地的话都说出来了,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入世愈深,两人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愈大。苏轼偏向司马光阵营,同情旧党,章惇是王安石的铁粉,属于新党。两人的友谊小船面临考验。

朋友如衣服,功名如手足。苏轼很快就领教到了。

“乌台诗案”发生时,许多人再见苏轼跟见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苏轼也很“识相”,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来往,“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

章惇的表现,却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他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

章惇据理力争,还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让苏轼感动得稀里哗啦。在下狱、初次流放的日子里,他屡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捧杀你的人,在你落难时是不会为你哭上一声的,而章惇真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

然而,恐怕连他们两人也想不到,这段患难相知却成了他们纯真友谊的回光返照。

此后,随着新、旧两党的轮番得势相煎,政治立场相异的两人卷入其中,越陷越深,交恶已形同路人。

来啊,互相伤害。

这是两人一度的状态,尽管他们身处政治漩涡,往往情非得已。

到了绍圣元年(1095年),章惇拜相,达到个人仕途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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