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晚清咸丰、同治以后,政治体制从中央集权逐步走向督抚专权。在这种体制下,举凡练兵、筹饷、办洋务等大事,都是各省督抚自己做主自己搞。各地军工厂局购买哪个国家的机器设备、生产何种型号的枪炮弹药、各地军队进口哪个国家的洋枪洋炮全由各省督抚和各地统兵大员自主决定。这些人如果没有全局观念,根本不会顾及全军武器装备制式的统一。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央一度要求各地局厂统一枪炮口径,这意味着有些局厂要改变原来的产品方案。
乖乖,这可要了督抚们的老命。老牌的江南制造局既得利益最多,反对也最卖力。南洋大臣刘坤一先后找了好几种借口,就是不肯改口径。说出来的道理都很堂皇,但谁不知道,其用意不过是尽可能保住江南制造局原有的家底罢了。
统一制式,这么基本的军事常识,一旦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推行起来难度都这么大。其他事关军事方面的改革,就更不要说了。所以,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坐拥一堆先进武器的中国,开军事博览会完全没问题,但实战起来,败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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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澄清一个误区。传统的说法认为,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实力世界第六、亚洲第一,日本海军实力世界第十一,中国在海军装备上完全碾压日本。
我不知道这一说法最早是怎么流传开来的。但从西方的角度看,他们确实预判中日开战,中国的优势更大。
但是,形势会变嘛,舰艇这玩意儿,近代以后更新换代确实快,几年一疏忽,一个代差就形成了。从1888年北洋水师宣布成军后,就没添过一艘新船。与此同时,日本从天皇到平民,都把海军建设当作百年大计来抓,平均每年添置两艘新舰,特别是后面还搞了“吉野号”等几艘新式快船。到开战前夕,日本海军在舰船数量和性能上,已然超越北洋水师了。
我严重怀疑那个海军实力排行的说法,最早是德国人传出去的。如前所述,德国人在跟中国的军火交易中大发横财,想要发更大的财,就得怂恿中国打仗。战争一起,军火订单就来。所以,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背后都有德国人给中国鼓掌充当说客和观众,说打呀打呀,实力摆在那里,能赢的。
一打才知道,娘的,我们的舰艇大而无当,还没人家的好用。谁说的亚洲第一,你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
最近有种观点,说我们一直认为清军武器落后,其实是老奸巨猾的洋务派大臣们故意营造的一种错觉,这样他们才能不断地从朝廷要钱买买买,打了败仗也能甩锅,武器不如人嘛,没办法。
事实真是这样吗?
不是。李鸿章在内的洋务大臣、封疆大吏从头到尾都在说洋炮洋枪的好话,说我们配备了世界顶级的枪呀炮呀,请中央放心。他们挑武器装备的毛病,都是挑国产武器的毛病。说国产武器质量低,火炮时常炸膛,子弹时常不响,射程总是不远等等。但要知道,这些国产武器都是他们主办的军工局厂生产的。没有一个官员会傻到故意说自己生产的武器不如人,质量低劣,除非它们确实不如人,确实质量低劣。否则,这不是摆明找抽,承认自己无能吗?可见,他们并没有说谎。
清军武器装备是很先进,但仅限于装备进口武器的部队。关键是,同时期日军的武器装备也不差,甚至更好。大多数清军配备国产武器,性能相对落后,在跟日军作战中,明显处于劣势。
李鸿章的“武器制胜论”到这时已经被兑水了。打内战,清军的武器还是保持了先进性,但是打外战,哪怕是打日本这样的“蕞尔小国”,这点引以为傲的先进性都保不住了。
然而,这并不致命。好歹中日两国的武器都在一个层次上,只是有的略强、有的略弱而已,不存在代差,可以用其他因素补救。最致命的地方在于,中国的武器装备是热的,作战观念却是冷的。用冷兵器思维去打热兵器,作战理念就跟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出土的一样,落后得惊人。败就败在这里。比如海战。海战的核心是争夺制海权,要主动出击、舰队决战。这些近代海战法则,日军学习贯彻得很到位,确实是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北洋水师呢?空有近代海军的形,却还固守着旧式水师的魂。中日几场海战中,北洋海军始终奉行依托海岸炮台进行作战的消极防御战略。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命北洋水师龟守威海卫避战保船,不得远出大洋决战。当时,英国一名海军中将就发表评论说,中国舰队为了远远躲开日本舰队,采取了暂时放弃黄海制海权的错误策略。这一做法违反了海军战略原则,大失败不足为怪。
问题来了,在日军攻陷威海,全歼北洋水师后,李鸿章就收战求和,为什么?有种观点说,其时北洋陆军还很强大,同日军拼命,胜负还很难讲,李鸿章仓促求和是想保住他最后的私人武装,从而保住他的地位。是这样吗?
从结果倒推,甲午战后,李鸿章的影响力和名声已然坍塌。在战时,他未始不能预见到这一点,即便保住陆军,于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也加持不了什么了。如果有胜算,哪怕是一丁点的胜算,他肯定不会收兵求和。打赢了,他才是王者啊;求和了,手里有点兵,照样为天下不容。
所以,李鸿章求和的原因其实跟海军被灭一样,就是陆军作战理念同样落后于日军一个时代。
清军陆战墨守成规、机械呆板,依旧沿袭冷兵器时代的作战原则和战法。进攻时,集团冲锋,不会散兵队形,常常是刚发起进攻就遭敌密集火力杀伤。防守时,一线配置,缺乏纵深,且只重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兵力、火力配置随意。日军往往只需避开正面,从侧翼攻击,即可使清军防线崩溃。难怪西方人评论说:“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阵地时,都因为被敌人迂回到他们侧翼而被迫后退,中国人简直不知道怎么防御自己。”
照此再打下去,一点儿胜算都没有,还怎么打?
用先进的武器,去武装落后的头脑,照样挨打。甲午一战,中国那些貌似辉煌的改革成果,被彻底打回原形。清军无论从作战思想、战略战术,还是从编制体制、装备技术、兵员素质,都很难被视为具有近代化作战能力的军队。与同时起步进行军事近代化改革的日本军队比较,清军的战斗力明显落后。
原来,“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并没有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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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事不用说太多了。甲午战后,尤其是日俄战争后,中国觉得日本这个近邻好牛掰,于是逐渐从师从德国转向师从日本。各种军事装备、人才、技术等等启动新一轮改革,感觉清末的军事实力又强大了。但这有什么用?晚清以来的对外战争,几乎都没大的胜绩,已经宣告了国家军事近代化的失败。
每一场对外战争都是整体战,它从来就不是武器装备的独立检验,而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考验。洋务运动后的先进武器装备,难掩晚清的落后本质。我想主要有三点值得我们深思,并吸取教训,避免历史重演。
第一,军工产业的自主化比军火采购的土豪化重要一百倍。晚清吃亏在自己造不出顶级的武器装备,好东西都要外购。虽然花钱土豪,买了好些,但搞内战有余,打外战不足。明摆着啊,英国或德国卖军火给你,会毫无保留卖到你强大到可以把它们打趴了吗?不可能呀,不卖残次品给你已经很仁义了好吗!所以,任何时候不要对送上门来的强国寄予太大希望,终归还得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有真正外战的话语权和实力。
第二,曾经打过败仗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怎么反思。我们一直以来流行的做法是,从败仗中提取和宣扬爱国主义,捧出一堆殉难的英雄,谁战死了谁英雄,然后喊几句缅怀英雄、英雄泪目。这没错,但不全对,还要看到,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失败的英雄,而不是凯旋的英雄?我们不差先进装备,不缺忠义血性,为什么还是会挨打?不怕死的精神很重要,但是,怕死所以一定要打赢的精神,是不是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更好?
然而,战死的英雄一旦被树立成榜样,战败的反思就无法深入。为英雄讳嘛,谁会去揭英雄的短,哪怕英雄确实该为打败仗负责。
以甲午海战为例,作为北洋海军统帅的丁汝昌,是旧行伍出身的淮军老人,虽然陆战经验丰富,且气节高尚,死而不降,却对海军门径略识皮毛而已。这样的人放在这个位置,难道不是错误吗?他治下的海军,赌博、狎妓成风,吸食鸦片也不乏其人。威海卫之战,北洋水师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来远、威远两舰,而两舰管带还在妓院没回来。这样的统帅,管理无方,难道不应该追责吗?现在好了,他一死,就是英雄,没人去反思战败的责任问题,确保以后能够规避。
第三,国家战争最忌讳军队私有化,晚清军队的一切弊端都是私有化种下的恶果。
别的国家,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晚清的军队,军队是曾国藩的军队、李鸿章的军队、袁世凯的军队,这仗怎么打?晚清的军事近代化改革,连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组织指挥系统,都未能建立起来,怎么跟别国打?甲午战争,全中国都把它看作是日本与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这样搞法不败才怪!
文章开头说了,广东方面想跟日本要回广丙舰,说出的理由,就是典型例子。各省各地都没有为国家而战的认识,更遑论鼓舞士气!
当军队代表某个人或某个集团利益的时候,每一场对外战争的结局在开战前就已经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