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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为何不称帝（第1页）

曾国藩为何不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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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陷天京（南京），消灭太平天国后，1864年，曾国藩迎来了人生的权力巅峰。此时，他拥兵30多万，湘军兵强马壮、功盖天下，作为清朝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还节制着作为国家经济命脉所在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四省自巡抚、提督等以下文武百官全部归他节制。

当时，全国八名总督中，有三名是湘系（分别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此外四川总督骆秉章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也和湘军关系密切；全国15名巡抚中，也有七人属于湘系。放眼清朝，担任各地官员的湘军将领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势力，几乎把持了半个大清。

眼看湘军势可倾国，湘军高级将领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四人也密谋拥戴曾国藩自立称帝，1864年七月的一天，以曾国荃四人为首的30多名湘军高级将领齐聚曾国藩军营，企图重演一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历史剧，没想到正当众人鼓噪之际，曾国藩却当场写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他委婉向部下们说，自己效忠大清，并无意称帝。

100多年来，关于曾国藩为何不称帝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热点，但曾国藩为何放弃称帝、急流勇退？

其实，早在太平天国陨落前，想劝曾国藩自立称帝的人，已是一拨接一拨。

1861年八月，湘军攻下长江要塞安庆，直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此时，恰逢咸丰皇帝驾崩，年仅六岁的载淳（同治皇帝）登基，慈禧等人随即发动辛酉政变夺权，垂帘听政。

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不到一年，清朝随即帝位更替、中枢动**，眼看主少国弱，湘军将领李元度随即写了一副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进呈给曾国藩，没想到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草案树为荆棘），以取功名，图富贵……”

曾公无心，但属下有意。

趁着曾国藩生日的名义，友人、湖北巡抚胡林翼前来祝贺，交谈间，胡林翼偷偷写了一张纸条：“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不说话，只是悄悄将纸条撕了个粉碎。

眼看清朝风雨飘摇，汉人势力迅速崛起，老部下左宗棠也写来了一副对联：“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看后，将“似”字改成“未”字，悄悄退回。

作为曾国藩的密友，王闿运有一天也来到曾国藩幕前，密献“纵横计”，暗中劝进。没想到曾国藩也不说话，只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点点划划，然后起身离去，王闿运一看，写的竟是“荒谬”二字，不得已，王闿运随后紧急离开了曾国藩的幕府。

从1853年组建湘军，到1864年太平天国临近覆灭前，曾国藩势可倾国，这一点，连他的对手都看得清清楚楚。

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在被俘后就提醒曾国藩说，你若汉代韩信一般，何不率众独立？否则你功高震主，怕是难免“狡兔死、走狗烹”；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七月被俘后，也向曾国藩进言说，自己愿意为曾国藩招抚仍然坚持在长江两岸抵抗的十多万旧部，拥戴曾国藩为帝。

对于这些连续不断的“劝进”之言，曾国藩并没有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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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属下乃至对手极力拥戴，但对于是否称帝，曾国藩心里明白，尽管湘军表面上势可倾国，但内中已暗藏分裂。1864年前后的湘军，尽管名义上拥兵30多万，内中却派系复杂，真正归属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其实只有大约12万人，而其中真正的嫡系部队，只有归属弟弟曾国荃指挥的5万人马，其他各部，跟曾氏兄弟多少都有点不同程度的矛盾。

清廷对此看得清清楚楚。1854年，当湘军攻克武昌后，咸丰皇帝一度喜形于色，说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立下如此奇功，于是大学士祁寯藻急忙说，曾国藩只是一个不在官位的侍郎，却能迅速拉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这恐怕不是国家的吉兆，咸丰皇帝听后顿时变色。此后咸丰在世期间，一方面让曾国藩打仗，另一方面却故意不肯将地方总督巡抚等实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等汉人。

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后，垂帘听政的慈禧等人碍于国家动**，无奈下授予曾国藩“节制四省军政大权”，但为了抑制曾国藩、分化湘军，慈禧也在湘军内部，不断地扶持曾国藩的反对派和敌对势力。

以左宗棠为例，左宗棠曾经是曾国藩的核心幕僚，一度劝说曾国藩自立称帝，但由于性格倔强，加上部分政见不合，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逐渐疏远，对此慈禧见缝插针，在1863年破格提拔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使得左宗棠率领的几万湘军精锐从曾国藩麾下分化出去。

此外，作为曾国藩的老幕僚和老部下，江西巡抚沈葆桢，此时也跟曾国藩决裂了。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1861年，在曾国藩的上疏保奏下，沈葆桢晋升为江西巡抚。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领兵围攻天京，前线急需军资给养，曾国藩为了筹措军饷急得“夜不成寐”，然而沈葆桢却将原定移交湘军的半数江西厘金全部扣下，对此曾国藩怀恨在心。

为了报复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曾国藩命令湘军在太平军反攻时，故意不防守安徽南部的广德和宣城，以致太平军**江西。为此，曾国藩与沈葆桢最终绝交，双方形同陌路。

在清廷和慈禧等人的授意和故意分化下，到1864年，尽管名义上曾国藩号称“节制”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但浙江的左宗棠势力和江西的沈葆桢势力，实际上已经难以为曾国藩所控制。

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清廷在此基础上进行分化和釜底抽薪，这大大削弱了湘军的内部势力，使得曾国藩对于是否要反清称帝，也不得不细细思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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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廷和慈禧的故意扶持下，另一股抑制湘军的势力：淮军，此时也迅速崛起。

作为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一度还给曾国藩做过幕僚，尽管没有像沈葆桢一样与曾国藩公开决裂，但随着淮军的不断壮大，曾国藩也不得不开始忌惮起来。

李鸿章在组建淮军时，正是太平军势力最为雄厚之时，对此曾国藩还催促李鸿章尽早组建成军，以协助对抗太平军。但随着淮军的不断壮大，曾国藩心中非常不爽，不仅要求李鸿章自我限制，而且派出心腹韩正国带着两个营的湘军进驻淮军，监视李鸿章的举动。后来，曾国藩还截留了4000名本来要补充进淮军的新兵，并将其擅自编入湘军。

对此，李鸿章心里很是恼火，李对淮军的二号人物程学启抱怨说，曾国藩和湘军是：“湖南人鸡犬升天，客籍人颇难出头。”

尽管淮军在创建早期发展艰难，但到达上海后，在上海士绅雄厚的财力支持下，仅仅两年时间，便从6000人剧增至70000人。在洋人的支持下，淮军还一跃超过湘军，装备了洋枪洋炮，成为清军中装备最精良、火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

此外，淮军内部跟湘军的矛盾也非常深。

当时，急剧扩张的淮军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原太平军的降军多；二是军中很多要员都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跟以湖南人为主的湘军有很深的隔离感。

以太平军的降将、淮军二号人物程学启为例，程学启起初投降的是湘军，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却对他疑心很重，经常排挤欺凌程学启等人，打仗的时候经常叫程学启等人在最前面冲锋送死，筑营的时候也不允许程学启等降兵跟湘军在一起，因为担心他们从中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