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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鸦片拯救了大清朝（第2页）

老外们通过偷师、移植等手段，迅速击垮了大清传统的出口创汇“三宝”，大清于是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也来学习种鸦片、卖鸦片。

鸦片对国家是否有毒、毒害程度如何，祖先们的训导早已抛诸脑后。

在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肆鼓励下，罂粟之花迅速开遍了整个大清国。在与鸦片主产地印度相近的云南、贵州和四川地区，从19世纪50年代的咸丰皇帝时期开始，作为提炼鸦片的原植物，罂粟开始广泛种植起来，由于这玩意儿特别好卖、价格又高，于是在西南部的云贵川地区“乡村嵩落皆遍种之”。

随后，鸦片种植开始广布大清的各个角落，到了1860、1870年，罂粟在大清的各个省份、各个角落遍地开花，北至蒙古、东北三省，西至甘肃、陕西，南至福建、广东，以及山西、山东、河南和相对富庶的江浙地区等，大量的土地纷纷被开垦用作罂粟种植，甚至成为许多农民的主业。

据统计，到1894年，清朝的8。66亿亩耕地上，一共有1333。3万亩土地都改种了罂粟，占比高达1。5%——也就是说，假如你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跑一遍大清国，你会发现，帝国已经被罂粟之花给淹没了。

这种罂粟的种植，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末期，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在广东潮汕地区就仍然到处种植着罂粟，由于种植面积太大，罂粟甚至被当作了炒菜做饭的材料。

在当时，清朝人把进口的鸦片叫作“洋药”，把国产的鸦片叫作“土药”，在“土药”的大规模冲击下，外国鸦片进口越来越少，到1879年，当年大清的鸦片自给率，已经达到了80。12%。当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在提交给英国本土的贸易报告中说：“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

以1908年鸦片税收厘金共3302万两为例，其中进口鸦片征缴税厘为502万两，而国产鸦片征缴税厘则达到了2800多万两，由此可见国产鸦片的数量之巨。

在清朝国产鸦片的贸易争夺下，进口鸦片的数量，也从1881年最高峰的9。6万箱，下降到了1911年、大清亡国前夕的2。7万箱。

到1882年，清朝国产鸦片甚至“扬帆出海”，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反向出口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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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鸦片征收的税厘，清朝不仅击败了太平天国，而且连洋务运动也从中受益匪浅，从而使晚清在风雨飘摇中，成功实现了“延年益寿”。

根据清廷统计，1866年清廷从鸦片征缴的税厘为200万两白银，占当时全国关税收入的50%以上。有了鸦片税厘的支撑，大清国也从当初围剿太平军的困窘中缓过神来，财政收入节节攀升。

1877年，广东机器局计划制造16艘炮舰，其中已花费的96860两白银费用，加上每月支付的薪饷以及各种杂费4148两，就全部取自所收缴的鸦片厘金。从1877至1880年，广东省政府每年都会从鸦片税厘中，支援11万两银子，用于炮艇建造。

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就用高雄和淡水两地的鸦片厘金，来支付台湾海军以及台湾的其他军事开支；同年，四川机器局也从鸦片厘金中，抽取了67771两银子，用于制造机器、步枪和子弹等军械。

而李鸿章开展的洋务运动，其大部分的经费也是来自鸦片的税厘收入。

不光如此，就连晚清时期的教育事业，也“有赖于”鸦片产业的支撑——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为例，当时作为鸦片生产大省的四川，就在上贡京师的鸦片税厘中，拨出专款，用于支持京师大学堂的发展。所以从北京大学，到近代许多教育事业、军工事业发展的背后，都有着鸦片税厘的影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尴尬。

在鸦片税厘等一系列扩张性税收的支撑下，清朝也在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中逐渐回过神来，并迎来了同治、光绪皇帝时期所谓的“同光中兴”局面。

就在庚子之乱后九年，尽管背负着连本带息共达9。7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阔气”的大清仍然让世界为之瞩目。

1909年，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大清筹办海军大臣载洵一行游历欧洲，出行前载洵雄心勃勃地提出重整海军计划，并计划在未来七年内，购置8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在游历过程中，载洵在途经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兵工厂都下了订单，当他到达德国时，眼红得不得了的德国人，简直是把载洵捧在手心上供着，带他到处参观德国的兵工厂，生怕得罪了这位大金主和大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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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鸦片带给帝国的隐患和创伤，已经深深埋下。

尽管貌似为国家财政和洋务运动“贡献”良多，这种饮鸩止渴的广泛鸦片种植和贸易推动了晚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短期发展，但从长期效益而言，鸦片种植和贸易，却深深摧残了这个帝国的子民、人力、土地和经济。

1877、1878年，大清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农作物减收，史称“丁戊奇荒”，在这场造成大清国1000多万人饿死，另有2000多万人逃荒的大灾难中，山西罹祸尤重。对此，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上奏说，山西全省“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

当时，山西全省530万亩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地全部用来种植了鸦片，由此导致了全省粮食大规模减产。

由于广泛种植鸦片，导致在灾荒时期山西全省的农作物更加供不应求。由此，在这场“丁戊奇荒”中，山西省的灾难也最为深沉，当时山西灾民在吃完“小石子”“观音白泥”等所有能吃的东西后，大量死亡，并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吃人，使得整个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时人描述说，吃观音土、大规模人吃人，这是自明朝晚期后，“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

尽管这场导致1000多万人饿死的“丁戊奇荒”，并未酿成类似明朝末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然而大清的根基已伤，在大清的子民们看来，除了鸦片，还有那一道道加重的其他税收和厘金、田赋、盐课，已经成了他们身上不断加重的一根根稻草。

这个晚清社会在等待的，只是那最后一根稻草的到来。

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三个月（1912年1月），清政府公布了1911年的财政收入：一共为3。0191亿两白银，相比年收4000多万两、号称盛世的乾隆时期，大清也迎来了中国封建王朝史上，财收最高的年度。

一切貌似都很美好，一切又都戛然而止。

不久，1912年2月12日，在革命党和袁世凯的内外夹击下，清廷宣布退位，结束了268年统治。

若论功劳，那一小块鸦片，或许也是“功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