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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亿人中最苦的是皇上（第2页）

于是，经常吃不饱的小皇帝光绪，只能经常偷偷跑到太监房间去找吃的，信修明在《老太监回忆录》中写道，光绪帝“十岁上下，每至太监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之馍馍，已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

即使是在成年后，光绪也长期处于吃不饱的状态，曾在紫禁城担任护卫的苏勋丞就在《我所见到的慈禧和光绪》中回忆道：

光绪……那时约30多岁，中等身材，瘦长脸，面色苍白，体质羸弱。我们从未见他笑过。说实在的，他过的是囚犯生活，怎么能乐起来呀！慈禧每日三宴，每宴108样菜，光绪却没有这个排场。慈禧每餐拣自己不喜欢吃的三四样菜，命人给光绪送去，以示慈爱。有时，三四样菜要分三四次‘赏’，每送一次，光绪都得起立叩头谢恩，连一顿安生饭也吃不成。隆裕（皇后）是慈禧的亲侄女，她可以就着慈禧的桌子吃。我们那时都私下猜疑，光绪瘦弱，多半是差了点饭食。

对于自己的伙食，光绪也曾经提出想增添自己喜欢的饭菜，但就是这种细微的要求，慈禧也经常蛮横地加以拒绝，后来光绪便不再提起，所以终光绪一生，“吃不饱、吃不好”，竟然成了这位囚徒皇帝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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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母爱，日常生活也没有人关怀照料，这就使得作为“儿皇帝”的光绪长期处于忧郁状态，在此情况下，作为光绪皇帝老师、咸丰朝状元出身的翁同龢（1830—1904年）就成了光绪身边最为亲近的人。

由于老太监们经常仗着慈禧的威权欺负小皇帝，加上光绪长期处于吃不饱的状态，这就使得光绪经常血糖太低、体力不支，对此翁同龢总是出面与刁蛮的太监们反复理论，为光绪帝撑腰，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绪逐渐养成了对翁同龢形如父亲般的依恋。

光绪三年七月（1877年8月），翁同龢请假回乡处理家事，当两个月后翁同龢回到宫中时，六岁的小皇帝光绪流着眼泪，拉着47岁的老师翁同龢的手说：“吾思汝久矣！”

在状元帝师翁同龢的指导下，性格自卑内向的光绪帝开始勤学苦练，以致连慈禧都感慨地说：“（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在鸦片战争后清朝严峻的社会形势中，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日渐成长的光绪开始思考，他说：“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

光绪七年（1881年），原本与慈禧一起垂帘听政的慈安皇太后突然离奇暴毙，此后慈禧更加大权独揽，眼看光绪日渐成长，于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慈禧假装在太和殿举行仪式，允许光绪开始亲政，实则仍由慈禧独自把揽大权。

在此情况下，清朝朝廷内部逐渐形成了“帝党”与“后党”两股政治势力：“帝党”以光绪帝为首，主要成员为大学士兼帝师翁同龢、文廷式、张謇等人；“后党”则以慈禧为首，主要成员有大学士、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荣禄，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人。

与“后党”成员在慈禧撑腰下，普遍执掌军事、财政、行政大权相比，“帝党”成员显得形单影只、缺乏实权，但面对民族危亡和朝政危机，“帝党”成员大多挺身而出。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随后出兵朝鲜，鉴于“保朝鲜就是保大清”的战略高度，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力主与日本决一死战，而“后党”成员则主张应该将军费拿来庆祝慈禧太后的60大寿，并斥责“帝党”成员们要坏了皇太后的“好事”。

对此，军机大臣孙毓汶仗着慈禧的撑腰，甚至直接指斥光绪帝说，皇帝你这个小少年，就喜欢挑衅多事（原话是：“皇上为少年喜事者”）。

甲午战争落败后，1895年，希望少点事端、安度晚年的慈禧，最终逼迫光绪下令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随后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并赔偿军费两亿两白银。面对国家危亡形势，光绪帝在康有为等人建议下，最终决定进行维新变法。

面对百般阻挠变法的慈禧，光绪帝甚至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示意说：“太后若仍不给以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为防止光绪帝“谋变”，1898年9月21日，慈禧最终发动戊戌政变，并下令斩杀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还罢免了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职务，除了京师大学堂外，戊戌变法新政全部被废除。

戊戌政变当晚，慈禧直接指着光绪的鼻子骂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随后，光绪帝被轮流幽禁于中南海瀛台或颐和园玉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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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发生，也使得慈禧与光绪的“母子情谊”几近决裂。

看到光绪已经不听使唤，慈禧于是开始图谋废掉光绪、另立新帝。戊戌政变后两天，1898年9月23日，慈禧随即命令御医“捏造脉案”，放风说：“皇上病势沉重，恐致不起。”随后，慈禧又宣称“帝（光绪）久病不能君天下”，并密电南方各省的总督巡抚，表示将废掉光绪帝。

没想到的是，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竟然公开复电慈禧说：“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公开反对慈禧的“废帝”计划。

为了保护光绪帝，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则鼓动保皇党华侨们纷纷致电国内“请皇帝圣安”，各国驻清朝的使节也纷纷告诫清朝官员和慈禧说，不可危害光绪性命，如此，才使得光绪帝得以在戊戌变法后暂时逃过一劫。

为了废掉光绪，1899年，在后党亲信荣禄的建议下，慈禧最终决定，以为膝下无子的光绪立皇太子的名义，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皇储），并决定在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正月初一（1月31日）举行光绪帝让位典礼。

没想到的是，对于慈禧的这一“废帝”计划，在华列强竟然群起反对，由于担心慈禧的废帝复旧活动，使得清朝重新排斥外国势力，在华列强仍然倾向于支持光绪帝继续在位，并建立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因此，对于慈禧对外公布的“废帝”和新帝登基计划，在华列强一致抵制反对。同时，上海各界以绅商经元善为首，竟然联合了1231人公开上书反对，维新派蔡元培，以及海外的保皇党人，也号称联合数十万华侨发来电报，公开反对慈禧的“废帝”计划。

但在华列强和国内各界人士越是拥护光绪，慈禧就越觉得光绪是个威胁。

恰在此时，义和团势力在北京、天津一带也开始蓬勃兴起。由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大阿哥”溥儁遭遇洋人阻挠无法继位登基，因此对洋人恨之入骨的慈禧宠臣、端王载漪等人纷纷劝说慈禧，说应该借助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兵天将”们，来将国内的洋鬼子们赶出去。

为了撺掇慈禧下定与洋人开战的决心，端王载漪还让人制作了一份虚假的洋人照会，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第二，代收各省钱粮；第三，代掌天下兵权；第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当听到“勒令皇太后归政”的假条款后，一生视权力如性命的慈禧最终勃然大怒，并决定不惜与洋人“一战”，为此，慈禧还“义正辞严”地说：“现在洋人已决计与我宣战。明知众寡不敌，但战亦亡，不战亦亡。同一灭亡，若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

慈禧还当场派出曾担任外国使节的许景澄，去向在华各国使节宣战，这时，作为傀儡、知道即将生灵涂炭的光绪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下来，他走到许景澄面前，拉着他的手说：“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许景澄不说话，只是默默流着眼泪，他看到光绪帝眼里也是满眶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