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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150年来最失落的省份为什么是它（第2页）

再说曾国藩自觉愧对江西的第一个理由：江西变成军饷提款机。

曾国藩在江西打太平军时，江西士绅捐了八九十万两军费。但如果算上整个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西在军费上的募款（实际上是摊派），则高达1。3亿两，排在全国前列。

可怕的是，晚清的劝捐，就跟财政鸦片一样，一抽就上瘾，停不下来。平定太平天国后，地方士绅的捐输仍是清廷筹集各种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国内哪个省有战事，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到江西弄点钱，最高峰时甚至出现了几省同时在江西设局劝捐的局面。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实在看不过眼，多次向朝廷上书，说江西历经太平天国战争，实际上已经全省糜烂，民力难支，但浙江、安徽刚来刮过一轮了，陕甘云贵四省又来，“凡属殷实之家，早已精疲力竭，目下可捐之户，殊觉无多”。再这样捐下去，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不仅有摊派式的劝捐，还有强制性的厘金。

厘金最早也是因应军费开支而起，一旦征收就停不下来。江西是全国较早征收厘金的地方之一，征收税率远远高于临近的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份。

清政府对厘金税率的规定是“逢百抽一”，即1%。但江西起初是征收2%，后来一路加码，加到了10%。时人说，“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最高的年份，江西一省所征收的厘金，占到了全国的11%。

最要命的是，针对江西士绅的捐输，针对江西商货的厘金，搞得当地各阶层苦哈哈，但最终没有一毛钱用在本省的经济建设上。

江西平均每年的厘金收入是100万两左右，这笔收入的分配是这样的：上交中央占掉35万两左右，军费开支占掉30多万两，其他费用占掉30多万两，剩下用于本省的比例不到1%。

有历史学者因此认为，战后的江西疲于应付朝廷的各种财政需求，无法集中人力和财力进行地方社会重建工作，导致社会经济恢复缓慢，终于奠定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格局。

对江西来说，如果说上述原因是制度性悲剧，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基本决定了本省的衰落不可逆转。那就是近代中国的商路与贸易重心转移，堪称江西没落的历史性悲剧。这个趋势与战争、摊派、重税对江西的敲骨吸髓几乎同步进行，简直是雪上加霜。

具体来说，鸦片战争以前，江西南面依托广东，北面连接内地，是内地商货集结南运广州的一大干道。赣江上形成一些繁盛的商埠，经济总体比较发达。

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开埠与商路变迁，中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加上后来外国轮船获许在长江上通航，全国的内外商货流通改道，赣江的重要性一去不返，传统由江西至广东的商业运输路线完全衰落。江西一下子从经济干道变成商路死角，地位陡然失落。

被抛离了地缘优势的江西，近代以来眼睁睁看着东南沿海一圈省份的崛起，自己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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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江西在宋、明两代的辉煌，其在近代的黯淡，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人身上。

我们常说，近代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几个字说起来轻松，对当时人而言，真是血淋淋的转变。

最明显的转变，至少有两个：一是军功时代的来临。乱世之中，动不动就跟外国人宣战，还有国内此起彼伏的造反叛乱，军事人才显得尤其耀眼。众所周知，湖南就是凭借湘军崛起，军政人才辈出，几乎左右了近代中国的国运。江西恰好相反，军政人才奇缺，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在江西所向披靡，正是因为江西“既无用兵之材，更无带兵之人”。

二是洋务时代的来临。用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是不断受到西方冲击，从而做出回应的过程。这种回应，就是向西方学习，从机器、实业到制度、文化，哪个地方出的洋务、实业人才多，哪个地方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基本上，中国最早的洋务派都是军功人才转型而来的，江西没有什么“中兴大臣”，在这方面相应也落后了。

在这样一个靠军功和洋务说话的新时代，江西的精英到底在干吗呢？忙科举啊。

美国学者有一个观点，近代中国不行，恰恰是因为近代以前，中国太牛了。这叫文明的包袱，也叫传统的禁锢。江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宋、明两代的科举之盛，造就了江西发达的文教传统。科举越是成为江西的优势项目，他们就越不愿意放弃。19世纪后半期，江西的兴学读书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盛。可惜的是，当时江西人所兴之学、所读之书，仍是传统的那一套，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基本背离。

太平天国战争那十几年，科举考试中断了，这对江西人来说，那种痛苦简直难以名状。所以，战乱一过，江西人口虽然锐减一半，但科举人数却呈现一个空前罕见的**，成为全国唯一科举生员人数不降反升的省份。

还有一个数据，能够说明江西人对传统科举的趋之若鹜：太平天国后，全国捐监（花钱买监生资格）人数约为53。3万，其中江西就达5。8万，占全国总数的10。8%。除了八旗子弟，江西位居全国第一。

你看，当时代潮流已经转向军功与实业的时候，江西人的兴奋点仍旧停留在传统的科举功名上，这还怎么与时俱进？

江苏、浙江这两大科举强省，在晚清的科举成绩也很炫目，但这两个地方地处沿海，受到西方冲击的力度更大，不管主动还是被动，科举出身者更善于自我调整，更乐于接受新事物，因而产生了状元实业家张謇、进士出版家张元济等牛人。相比之下，江西传统精英的泥古不化，还是挺可怕的。

整个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期间，江西境内既无传播新思想的报纸，也无介绍、研究西学的书籍。难得出了几个新式人才，也基本在本省无所作为。比如瑞金人陈炽，他的《庸书》《续富国策》等宣扬维新思想的书，在外省反响巨大，多次重版，但在本省却不能出版。

再比如修水人陈宝箴，是晚清少见的开明督抚，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湖南，把湖南的维新事业打造得有声有色。相比之下，近代江西历任大员中，多为顽固守旧、庸碌无能之辈，对洋务、维新事业不仅不予扶持，反而严加抵制。期间虽也有沈葆祯、刘坤一这样的洋务官员主政江西，但因其主要致力于镇压太平军和奔波于防军救灾，并未把江西带上近代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