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吴军正式退兵。曹魏群臣认为,司马懿还在西边和蜀兵对峙,曹叡车驾可西幸长安,为其鼓舞士气。曹叡却很有自信,说:“孙吴大军已撤,诸葛亮孤军无援,难成气候,司马懿足以抵挡,没有什么可以忧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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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诸葛亮有些慌了。司马懿按“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指示,继续与蜀军相持,转眼已过百日。
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均坚守不出。诸葛亮急了,以至于连无厘头的手段都使出来,向司马懿送去女人衣物,嘲笑他太 ,毫无男子气概。奈何人家司马懿脸皮就是厚,不为所动。
为了平息部下的不满情绪,司马懿还得佯装动怒,上表请战。曹叡心照不宣,自然不许,并派老臣辛毗持节来到军中,“节制”司马懿的行动。
此后,诸葛亮又来挑战,司马懿就假装带兵出击,辛毗杖节立于营门,如同魏帝亲至,将士们无人敢动。
蜀军看对面这出好戏演得真出彩。姜维对诸葛亮说:“辛毗执持旄节而来,看来司马懿是不会出战了。”还是诸葛亮了解对手,他对姜维说:“小姜啊,司马懿本就无心出战,之所以故意请战,只是为了平息众怒。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他若要出战,岂用千里而请战呢?”
八月,诸葛亮再度遣使求战,司马懿见了使者不谈军事,倒唠起家常:“诸葛公饮食起居如何,一顿能吃多少米?”使者如实说:“三四升。”之后,司马懿又问营中政事,使者答:“20军棍以上的处罚,丞相都要自己阅批。”这使者还真是老实人,什么事都往外说。
经过这一番询问,司马懿回头跟对部下们说:“诸葛亮死期不远了。”
事必躬亲,这是诸葛亮平生最让人可敬的地方,也是他的一大“缺点”。
曾经有一次,诸葛亮亲自核对文书簿册,丞相府主簿杨顒见了,径直入内,进谏说:“治理国家应该有一定体制,上下级工作不可相互混淆。请允许我用治家之道打个比方。现在有个主人,手下男仆耕田,女仆烧饭,雄鸡司晨,狗看家防盗,牛负重载货,马奔驰远途。这样,一家工作都没荒废,各方要求也都能得到满足,主人从容无忧。突然有一天,主人想亲自去完成所有的活儿,劳累体力,为那些琐碎的事情,累得精疲神乏,到头来一事无成。难道他的能力连奴婢、鸡犬都不如吗?其实是违背了一家之主的原则。古语云,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当初,邴吉不去理会路上尸体,而担心牛因热而喘气,陈平不会过问国家赋税的问题说:‘自然会有人负责。’他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现在您治理国政,竟亲自核对文书,整天忙得满头大汗,这不是太劳累了吗?”
诸葛亮听完杨顒的长篇大论,由衷表示感谢,却没有改掉这个坏习惯。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身为超世之杰的诸葛亮,大半生都在劳心劳力,直至身染重病,值得尊敬,也引人深思。
身体长期超负荷,自然吃不消,234年八月底,诸葛亮实在撑不住了,他巡视军营,检阅三军,安排好后事,心中依旧放不下未竟的事业,只能遥望长安,仰天长叹,之后,不幸病逝于军中,享年54岁。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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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得知诸葛亮死讯,急忙带兵来追。蜀将姜维摇旗鸣鼓,装作要反戈一击的样子,司马懿恐有埋伏,不得不率军后撤。
老百姓知道这件事后,特地作了一句谚语“死诸葛吓走生仲达”来嘲讽司马懿。司马懿自己倒是丝毫不放在心上,笑说:“这是因为,我虽擅长预料活人的事,却不善于预测人的生死啊。”
魏军行至蜀军安营扎寨处,司马懿亲眼见对手营寨,不禁叹曰:“天下奇才也!”虽然骨子里是完全不同的人,但司马懿仍由衷地赞赏诸葛亮,能够得到对手至高的评价,足见孔明的超凡之处。
诸葛亮之死,还牵扯到一桩公案,即魏延之死。
《三国演义》对这一段进行改编,写诸葛亮授意马岱,趁机斩杀魏延。这可说是对诸葛亮的污蔑,其实他并未亲身卷入魏延的冤案。
诸葛亮临终前忽视魏延,确有其事。在关于撤军问题的会议上,诸葛亮竟一时撇下军中拥有最高军事地位的征西大将军魏延,而只与丞相府的僚属杨仪、费祎、姜维等商议,并由丞相府长史杨仪主持退军事宜,让魏延断后的确不公,但人之将死,托付亲信,实乃常情。
可若说诸葛亮意图杀魏延以维稳,那就有待商榷了。
魏延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是刘备在世时最器重的大将之一,追随刘备从荆州到益州,升迁速度鲜有人可比,可他为人孤傲,又善养士卒,着实让人头疼。诸葛亮很爱惜这一人才,在诸葛亮去世前两年,魏延曾与刘琰在军中争吵,诸葛亮还以刘琰说话狂妄荒诞为由,对其进行责备,遣送回成都,果断站在了魏延一边。
魏延与负责后勤的杨仪早有矛盾。杨仪也有性格缺陷,他不但与魏延有隙,还与刘巴、蒋琬等同属后勤派同僚不和,诸葛亮本人也知他“性狷狭”,可管理后勤的才能确实出类拔萃。诸葛亮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这两个蜀汉英杰的悲剧结局。
诸葛亮死后,杨仪和魏延的内斗迅速升温,两人都互相上表刘禅说对方谋反,刘禅一时也不知道相信谁,而朝中的文臣都偏向杨仪。最终魏延失势,杨仪派遣马岱追杀,并夷其三族。值得一提的是,今五丈原诸葛亮庙,守山门的两尊塑像,就是“魏延”和“马岱”,想必当初的设计者有几分黑色幽默。
魏延与杨仪内斗时,蒋琬还率领“宿卫诸营”要赶去现场做做样子,走到途中听说魏延已死,就返回成都去了。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杨仪很快被蒋琬、费祎等实权派架空,受到冷落的杨仪竟发怨言说,悔不当初没有叛逃到曹魏,这种话可是大逆不道。费祎趁机“密表其言”,杨仪被废为民并判流徙,之后又因过激言论下狱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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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诸葛亮的遗嘱,他的遗体归葬于汉中定军山,身着寻常服饰,无须其他陪葬物,坟墓依山势修建,墓穴大小能容纳下棺木即可,所谓“生为兴刘尊汉室,死犹护蜀葬军山”,现在汉中市勉县定军山脚下的武侯墓便是由此发展而来。
现在,从汉中到西安,只需要两个小时,可是在当时,诸葛亮用了一辈子也没走完。
诸葛亮死时,家无余财,其住所在成都城南郊外,仅有薄田15顷,桑800株,他忙碌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为子孙谋取私利。
在最后一次北伐期间,诸葛亮曾写信给远在孙吴的哥哥诸葛谨,心中满满的是对儿子诸葛瞻的期待与关怀,信中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那一年,诸葛亮又作《诫子书》与年幼的诸葛瞻,愿他时时勤读,牢记教诲,这篇文章亦是千古名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是作为父亲的诸葛亮,温情而严厉的一面。
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回蜀中,蜀汉各地都上书请立诸葛亮庙,此举因违背礼制而未被采纳,于是百姓只能在特定的节日于道路上私祭孔明。一直到景耀六年(263年),刘禅才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从此之后,华夏儿女对孔明的崇拜,延续一千多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诸葛亮其实是一个失败者,却在历朝历代得到了远胜于无数成功者的礼赞,诚如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对他的评价:“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
如今,很多年轻人面对未来有种深深的无力感,可这种感觉哪里比得上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感受到的压抑和焦虑。
大多数庸碌无为者早已习惯了朝三暮四、一曝十寒,殊不知,漫漫长路缺的恰恰正是那几分承君一诺、必守一生的执着,而这正是后世怀念孔明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