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都是包拯的“同年”。同年的关系在宋代政坛是很亲密的一个群体,宋初柳开曾指出,“同年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昵比,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
不仅如此,包拯与文彦博还是儿女亲家,与韩琦同样私交甚笃。有这两名事实上的大佬罩着,包拯基本上就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刚正不阿,四处开炮,而不怕被人褫夺官位。前有欧阳修指斥,后有胡宿弹劾,也无法阻挡包拯的步步高升。
在三司使任上,发生了两起兵变,均与军队补给有关,包拯应负连带责任,所以他一度很惶恐。但他的官运并未因此受影响,反而在一年后晋升为枢密副使。
朋友圈有多重要,这次神秘升迁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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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对于一名清官的处境影响很大,但在皇权体制下,政治生态的开明与否才是决定包拯顺风顺水而海瑞逆风逆水的根本原因。
同样是骂皇帝,包拯骂完了,俸禄照领官照当,海瑞骂完了,直接牢里蹲。这是偶然吗?
对,有偶然的因素。包拯运气好,赶上了脾气超好的宋仁宗,所以怎么作都不会死。包拯可谓生逢其时。史载,宋仁宗“天性仁孝宽裕”,宽厚的性格使得这位君主能够接受臣子的犯颜直谏。仁宗与包公互相成就对方,就像唐太宗与魏徵一样。
不过,偶然中也蕴含着必然性。宋代士大夫群体包括谏官的获得感,比明代强得多。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影响了两代士人的精神风貌。
遇上一个好时代,做个清官可以仕途和名声双丰收;反之只能身体和灵魂都受苦。
一个曾在皇宫中参加道场法事的和尚回忆说,有一次仁宗皇帝赏赐每个僧人紫罗一匹,但特意交代说:“来日出东华门,将紫罗放在怀中,别让人瞧见,否则包拯等台谏官又要喷朕一脸唾沫星子了。”
当时,不仅包拯直言敢谏,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怼起皇帝均不逊色,史称“天下是非付之台谏”。皇帝爱面子,知道必须尽量少让谏官们揪住小辫子。
那么,海瑞所在的明朝嘉靖时期是怎样的政治生态呢?
宋明两朝士大夫的境遇堪称天上地下。宋朝优待士大夫,前所未有;明朝羞辱士大夫,同样前所未有。
嘉靖三年(1524年),因为大礼议之争,134名谏言的大臣被集体廷杖,那真是血溅玉阶,肉飞金殿,16人当场死于殿廷之上。放眼整个明朝200多年历史,士人、言官被公开打屁股,当众羞辱,那是家常便饭。遇上嘉靖这样下手狠的皇帝,还能捡回条命,该是祖坟冒青烟了。
可见,宋朝皇帝是心疼士大夫,明朝皇帝是要弄疼甚至弄死士大夫,如果他们多嘴多舌的话。
海瑞恰好是皇帝眼中最多嘴多舌的那个人,不要说仕途顺遂了,能留住一条老命就算他赢。
宋仁宗在位时,批评朝政的人很多,不是说这人用得不好,就是说这事做得不对,让人感觉仁宗时期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但仁宗死后,褒奖仁宗时期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为两宋最好的时期。怀念仁宗及其时代,俨然成为一股自发的文化潮流。
而海瑞的悲剧在于,他处在了明朝一个急剧变坏的时代。
至于情商,从来就是宵小之徒紧紧揪住的东西,正面人物不愿、不屑也不懂写这两个字。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