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雍正点名“清官巧宦”“流俗乡愿”,平生最恨乡愿、以道学相砥砺的杨名时,偏偏咽不下这口气。两个月后,杨名时决定给皇帝写一个折子,作为自己的申辩。
雍正看到折子后,相当生气。
杨名时的折子尽说些圣贤最恶乡愿、我要立志改正不负皇上训斥之类的话,但雍正一眼就洞穿了他的满腹牢骚和抵触心理。而且,雍正还看出杨名时节外生枝,竟然借圣贤之口,旁敲侧击雍正刚刚树立的督抚榜样。
这大大坐实了雍正此前对清官的看法:所谓清官,不过是一帮沽名钓誉之徒。你什么都可以拿走他们的,但一拿走他们的名声,就跟要了他们的老命一样。
雍正对杨名时的厌恶之情由此而生。他训斥杨名时说,朕说你两句,你听着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在此舞唇舌、弄讥讽,徒自取轻于朕耳”!
雍正有他的英明之处,也有一切帝王的缺点。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臣下必须时刻服输,真心忏悔,不得在皇帝面前耍机锋、抖聪明。任何时候,都要给予皇帝最高的权威,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哪怕你是“有名人物,汉人领袖”(指杨名时),也不能例外。
也是活该杨名时要出事。就在抗辩“乡愿”一事不久后,杨名时又犯了一次泄露密折的错误。因为是第二次犯错,雍正断定杨名时是故意的。
雍正朝正式立下的密折密谕制度,是雍正用人的一个特殊手段。封疆大吏不时地将地方各级官吏统治的得失,秘密上奏给皇帝,雍正把呈上的奏折批答后下达给奏事者本人。这样,皇帝及时了解了地方军、政、财等事务,特别在选用、提拔和调转官员以及对他们的奖惩方面都沟通了情况,最后亲自酌情裁决。
督抚大员凡有要事,经过密折取得皇帝的大概意见后,再公开提出来,就能顺从圣意,获得通过的概率会大得多。而皇帝则通过密折制度,在全国各地安插了无数双“眼睛”,借此牢牢地控制了地方的统治机构。
这个制度一个显著特点是“密”,只有奏事者和皇帝两人知道。雍正经常在朱批最后加上“密之”两字,更体现了它的机密性。由此,也造成了官员间互相打小报告,雍正更好地揪住官员们的把柄。
杨名时无视保密制度,一再泄露密折。这一次,雍正可不会对他大度客气了。
雍正指出了杨名时泄密的两大居心:一是让大家知道密折推荐官吏,把别人升官的功劳揽到自己头上;二是故意泄露皇帝旨意,给六部施压,这样他奏请的事就能轻易通过。
雍正接着把杨名时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全无人臣之体,甚属可恶”。
杨名时的厄运,随之骤降。
4
走上仕途巅峰仅仅三个月后,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被雍正视为“天下第一良臣”的鄂尔泰取代杨名时为云贵总督。
翌年二月,湖南布政使朱纲升任云南巡抚的任命发布。十月,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和钦差刑部侍郎黄炳开始在云南昆明会审。
会审对象,正是刚刚落职的杨名时。
一个多月后,朱纲好不容易终于审出了“重大进展”:杨名时曾收受犯了贪污、亏空罪的原顺宁知府范溥的礼物——四批缎子,以及一对重十两的金杯。根据这一条,就可以将杨名时问成死罪——判处绞刑。
然而,雍正对此并不十分满意。他后来跟心腹大臣鄂尔泰交底时说:“若不先治其假誉,返成伊千百世之真名矣。……此辈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但此种类,若不治其名而治其身,反遂伊之愿也。”
意思很明显,针对杨名时这样的人,不批倒搞臭他,只从肉体上消灭他,是意义不大的,反而会助长他的名气。
雍正始终认为,搞倒杨名时并不真的是要弄死他,而是要撕破这样一个士人领袖的“假道学”伪装,给全国科甲出身的士人一个深刻的打击和教训。
必须承认,雍正的政治手腕很毒辣,也很高明。他继位后,政权不稳是事实,所以逐步推进打击异己。到雍正四年以后,与他争权的其他康熙皇子,助他夺权的年羹尧、隆科多,这些最危险的政敌都被他解决掉了。他才开始将政治注意力转向科甲朋党对皇权的威胁。
雍正对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向来难言好感。他认为,依托科举而生的同年、门生故旧之间相互袒护容隐的科甲陋习,是朋党习气的一种形式,是需要大力整饬的前朝积弊。在他眼里,这些人“徇私结党,互相排陷,必至挠乱国政”,威胁皇权稳固。
因此,雍正朝得到重用的大臣,绝少科举出身。他最器重的田文镜、鄂尔泰、李卫,都不是科举出身。
杨名时“中招”,或许是他在不恰当的时候撞到了“枪口”,刚好可以被拎出来作为反面典型。而此前优待杨名时,给他不断晋升,或许只是雍正的一种缓兵之计。
但杨名时的节气砥砺不是吹的。什么罪责他都可以揽下来,就是涉及他道德品质的罪名,他一概不认,死都不认。
雍正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让杨名时先拿出三千两银子清结案件,再作处置。他知道杨名时是清官,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
果然,杨名时凑啊凑,只凑出了两百两。
于是,终雍正一朝,杨名时一直“待罪”云南,未被降旨处死,因为他还在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