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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的动**,只是长安王气消失的表象,潜藏在这股长约四百年的动**背后的,是长安一些赖以立都的基础条件的破坏和毁灭。
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关中平原原始森林的毁灭、水资源的锐减、自然气候的剧变,以及漕运的断裂—只有这些,才是导致长安自唐末1100年来一蹶不振、不能立都的根本原因。
俗话说,物极必反。实际上,在做了1000多年首都后,从唐朝开始,长安在巅峰时期就已经风雨飘摇,一系列自然生态危机,已经在撼动这个古都的根基。
经济地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作消聚性衰退,说的是一个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会开始衰落,而长安,正是这种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以森林资源为例,作为中国古籍最早记载的“天府之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地区,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但是从秦汉开始,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从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已经使得关中平原周边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当时整个关中地区:“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田尽而地”,到了唐朝最鼎盛的唐玄宗时期,整个长安城周围已经没有巨木可以供应采伐,以致伐木工人要从陕西长途跋涉到岚州(今山西省岚县北)、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等地,才能取得营建宫室所用的巨木。
对此,唐朝诗人杜牧,曾经在讽刺秦朝的《阿房宫赋》中,指古话今地揭露出:“蜀山兀,阿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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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资源消失的同时,是长安周边水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八水绕长安”的衰退。
先秦时期,关中地区由于河流、湖泊众多,因此水源丰富;而长安周边,更是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水环绕。在水资源的滋润下,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便利,“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但是从战国末期、秦汉开始的大规模森林砍伐,首先使得失去了森林涵养的关中地区,水资源开始急剧减少。到唐代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来越小,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蹚水过河的地步。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更是达6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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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率增大: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据统计,自唐朝武德七年(62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以及3次蝗灾。
陕西省气象局和气象台,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8世纪,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而关中地区这种频发的自然灾害,也使得长安城逐步进入一个生态崩溃的大环境。
据统计,在整个唐帝国289年历史中,共有240个年头发生水、旱、蝗等各种灾害,在帝国政治清平、军事强盛时,长安城和唐帝国尚可应付,然而当“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实力江河日下时,这种频发的灾害,就逐渐成为摧毁帝国的致命因素。
唐朝中期以后,长安城周边关于“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路有饿殍,人相食”的记载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早在先秦时期,就因为沃野千里,拥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关中平原,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到唐朝中后期时,已经变成了“地迫而贫,土瘠民贫”的穷困之地。
在此情况下,长安的危机,越来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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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森林、水资源的日益枯竭,长安周边的气候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这种表现,首先是关中地区大量水、旱、蝗灾的发生;然后,在自然的干扰下,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
粮食供应,出问题了。
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在25万左右;但到了盛唐时,长安城最高峰时期,人口达百万之巨。与人口的急剧膨胀相比,唐朝时,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耕地却越来越少。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关中地区的水资源日益枯竭,水利灌溉也越发衰退。据杜佑《通典》记载,西汉时,关中地区有可灌溉农田4。45万顷;但到了唐朝大历年间(766—779年),这个数字锐减到了0。62万顷。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民以食为天,没有地,没有粮,长安怎么生存?
所以缺粮,从唐帝国诞生开始,就是一个困扰长安城的魔咒。
由于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发,关中地区耕地却越来越少。长安城内需要外地接济的粮食缺口,从唐朝初年的每年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膨胀到了最高峰时期的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唐朝初期、中期,唐高宗、唐玄宗就曾经因为长安城缺粮,而不得不迁到洛阳“就食”。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于是群臣就请唐中宗学习他的父亲唐高宗,到洛阳“就食”。没想到不恤民情的唐中宗却发了火,说:“岂有逐粮天子邪?!”
唐朝贞元二年(786年),由于向长安运输粮食的漕运道路被藩镇阻隔,整个长安城陷入了缺粮境地,以致禁军发生了**。这时,刚好有3万斛米运到了长安周边,唐德宗听说后,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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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唐长安城的最终毁灭,以及失去立都的基础,漕运的断裂,是最致命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