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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9章 血染的孝顺（第4页）

醒来时，一身冷汗，枕头都湿了。窗外有小孩在放风筝，笑声银铃似的，穿过玻璃窗，刺得他耳朵疼。

他去报社送稿子。陈秉烛看了，看了很久。办公室里很静，只有翻动稿纸的沙沙声，像春蚕在啃桑叶。

“葆启，”最后陈秉烛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鼻梁，“这稿子我发。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有读者骂——骂你管闲事，骂你破坏家庭和谐，骂你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

“我明白。”

“你不完全明白。”陈秉烛看着他，眼神复杂，“有些伤疤，社会宁愿它烂在衣服底下，也不愿意被掀开见光。因为见光就要治，治就要疼，疼就会叫，叫了就不体面。而我们这个社会，最讲究体面。”

稿子第二天见报了。在二版，不大，但很醒目，像衣服上一个醒目的补丁。果然，电话来了。第一个电话是个老太太，声音颤巍巍的：“叶记者，你写得好啊！我儿子也打我，用皮带抽，我不敢说……”说着就哭了，哭声通过电话线传来，湿漉漉的。

第二个电话是个中年男人，声音粗哑：“叶记者，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照顾老人多累吗？我爹瘫痪在床五年，我天天端屎端尿，工资全搭进去了，老婆跟人跑了，孩子不认我。我有时候烦了，真想掐死他，一了百了——但我忍住了。可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忍住。人不是圣人，人是肉做的，肉会累，会疼，会疯！”

叶葆启沉默了。他说得对，人不是圣人。长期照顾病人，身心俱疲，那种疲惫会变成毒素，慢慢侵蚀人的理智。但这能成为暴力的理由吗？就像饥饿能成为偷窃的理由吗？绝望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吗？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暴力一旦开始，就会自己生长，像野草，像癌细胞。

三天后，老孔所长又来电话了，声音里透着一股疲惫的释然：“叶记者，屈星群的儿子找到了，叫屈超。我们把他叫到所里，教育了一顿。他写了保证书，按了手印，红彤彤的，像血指印。他说：‘我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屈星群也来了，看见儿子就哭，哭完了说：‘孩子知道错了就好，回家吧，爹给你煮面，这回放两个鸡蛋。’”

“就这么完了？”

“不然呢？”孔所长长长地叹气，那叹气声通过电话线传来，像一阵萧瑟的秋风，“老人不追究，我们能怎么办？关他几天？关完了，回家还得面对。说不定更变本加厉，把气撒在老爷子身上。清官难断家务事，特别是这种血里掺着泪、泪里掺着依赖的家务事。”

挂了电话，叶葆启走到窗前。楼下的街道熙熙攘攘，自行车铃铛响成一片，小贩在叫卖，孩子在追逐。一切如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吗？他低头看地板——昨晚他又梦见那摊血了，梦见它从桃花源里一路流过来，流进记者站，流到他脚下。醒来时，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地板，当然没有血，只有灰尘在晨光中飞舞。

那天晚上回家，他特意绕到菜市场，买了两斤鸡蛋。鸡蛋用草纸包着，一个个圆滚滚的，摸上去还有母鸡身体的余温。

素琴问：“买这么多干嘛？家里还有。”

“给小舟吃。”叶葆启说，把鸡蛋一个个拿出来，放在碗柜里，摆得整整齐齐。“让他每天吃一个，长身体，长良心。”

吃饭时，他给小舟剥鸡蛋。煮得正好，蛋白嫩，蛋黄糯。他剥得很仔细，先轻轻敲碎蛋壳，然后一点点撕，连蛋壳上那层薄膜都撕得干干净净。薄膜半透明，对着灯光看，能看见细密的纹路，像地图上的等高线。

“爸爸，”小舟问，嘴里塞着鸡蛋，腮帮子鼓鼓的，“鸡蛋有营养吗？”

“有，长高高，长聪明，长好心。”

“那我每天吃一个，就能长得像爸爸一样好吗？”

叶葆启的手顿了顿。“好”是什么？是身高？是职位？还是别的什么？

“能。”最后他说，“你会长得比爸爸更好。”

小舟笑了，眼睛弯成月牙。叶葆启看着儿子的笑脸，忽然想：等他老了，小舟会给他剥鸡蛋吗？会这样耐心地，仔细地，连薄膜都撕干净吗？会在他生病时守在床边吗？会在他糊涂时耐心解释吗？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不会因为一颗鸡蛋打儿子，更不会让儿子因为一颗鸡蛋打他。因为他们之间，不应该有债，只应该有爱——如果爱太难，至少有尊重；如果尊重也难，至少有不伤害。

因为他们是父子，是血缘相连的两代人，不是债主和欠债人，不是施暴者和受害者，不是藤蔓和树。他们是两棵独立的树，根或许在地下相连，但枝干各自指向天空。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不是满月，是弯月，像一把镰刀，割开深蓝色的夜空。月光清冷，洒在院子里，给晾衣绳、白菜垛、自行车都镀上一层银边。

明天还有夜班。还会有电话，还会有人来访，还会有新的故事——荒诞的，悲惨的，温暖的，冰冷的。但叶葆启已经准备好了。他准备好记录，准备好倾听，准备好在这个巨大的、复杂的、常常让人无力的世界里，点一盏灯。

虽然微弱，虽然照不了多远，虽然风一吹就摇晃。

但毕竟是一盏灯。

毕竟有人，在黑暗中，划亮了一根火柴。